在前孙镇西北十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杜家的小村庄，村子大约五百口人，全部姓杜。在村子中心一个幽静的小巷里，座落着一青砖蓝瓦的小院，这对于当今以红砖为主色调的农村建筑来说，显的格外抢眼。这里就是方圆百里人们传说中的杜家老宅。
　　大院的正房坐北向南，大门正东朝向。从胡同里望去，院子南北长约二十米。正房和大门的门楼基本完好无损，东厢房的墙体已部分倒塌。整个建筑的墙基碱草以下部分的墙砖腐蚀严重，和上半部相比，平滑的墙面已变的凹凸不平。
　　正房宽约六米，高约四米半。沿房子顶部四周的一层砌砖，探出整个墙面大约两公分的样子，在院子外面向上仰望整个院落，横平竖直的成几何状。若是上部再留有缺口的话，俨然就像一座微型的城池。房山的前端部分大约一米宽，有一人字型的脊背状造型，顶部离正房的上沿三十公分，上面蓝瓦辅盖。向前伸入正房与厢房之间的夹道墙内，向后垒砌于正房的墙体之中。
　　东厢房要比正房低三十公分左右，从坍塌后裸露在外的墙体横截面部分看出：厢房的墙体为青砖和泥土混合结构，里层四十公分宽为泥土构筑，外层六公分厚是青砖镶面。大门的门楼高度与正房相同，宽约二点八米左右，拱型的门洞宽约一点二米，高约二点五米。两扇门板由于年代久远，油漆早已脱落而变成土灰色。门的内下角，用铁皮包镶成直三角，并用无数颗铆钉固定在门上，铁皮的下沿已碱锈开裂。拱型部分用青砖的宽面镶砌，外沿辅以棱型雕刻配饰。距门楼的上沿五十公分处两侧各有一幅用青砖的边沿砌成的貌似“中国结”的造型。来到院中，我们发现：院子到处是破烂的砖瓦、野生的各种乔灌木及邻居放置的杂物。除了靠近胡同的东头两间正房外，其余的四间已全部倒塌，只是高高的后主体墙还完好无损的立在那里，以至从外观看上去，像一个完整的院落。
　　从院子中倒塌的遗迹及村子老人的介绍中不难看出：这座老宅是鲁西北地区过去典型的囤形屋的建筑结构。即由正房、东西厢房围成的三合院结构，屋顶呈弧形，用苇草辅盖后上面再用灰土夯实抹平，前沿镶有两趟青瓦。房子顶部的东、西、北三侧垒有女儿墙。这样房顶的中间用来晒粮食和囤粮，女儿墙又能显示着整个院子的高大美观，这就是当地人们俗称的平顶房。
　　正房比东西两厢房高了两三个台阶，看来建房时做了垫高处理。无论开间或进深，正房都要比两厢房大了许多。一般正房在当地也称做堂屋，是宅院中的主房。一般宅院的主人居住正房，西厢房为晚辈居住，靠大门的厢房为佣人、雇工、及牲口棚用。这样的设计也突出了家中主人的地位。
　　纵观整个院落的空间布局，一方面它保留着北方居民严整的合院形态，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传统的礼制观念，在功能上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变化，也体现了鲁西北当地的区域文化和民族特色。
　　据村子的老人回忆：房子始建于光绪年间，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当时房子的主人名叫杜洪庆。据说，当年杜家村在当地方圆几十里之内是出了名的财主村。整个村子土地近千倾，家有上百亩土地的大户就不下五家。因此，周围村子的人们好多是杜家村的佃户。当年的杜洪庆其实一开始还不在这五户之列。只因此人从小读过私塾，头脑机敏过人，年轻时给本村的大财主杜洪章当过账房先生，学会了一些经商之道，然后自己又开设酒坊，再加上勤俭持家，因而生意兴隆红火，日子也逐渐殷实富裕起来。
　　杜洪庆膝下育有五个儿子。由于受家庭的熏陶，兄弟五人从小就志向高远，长大后除有两个兄弟协助父亲操持家业外，其余三兄弟有从戎的、有经商的。兄弟五人不忘家父勤业持家的理念和教诲，在不同的行业中各闯荡出了一番天地。因此杜家的生意越做越强，家业也越来越大。开设的酒坊在四邻八乡也享有字盛名，后来又置办了几十亩的土地。逐渐成为了杜家村远近闻名的富裕大户。抗战时期，杜洪庆带头为八路军捐粮捐物，并不时对本村日子艰难的人家进行经济接济，表现出了鲁西北农民的勤劳与善良。
　　一九四六年春，解放战争全面打响，为配合作战，在山东分局的领导下，鲁西北平原上开展了诉苦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由于当时受政治环境及条件的影响，再加上群众认识上偏差，运动开展后，打击面过宽，各地出现了好多冤案错案。在这种背景下，八十多岁的杜洪庆在这次运动中被群众扫地出门，安置于乡村一隅的简陋小屋内，房屋财产被充公。从那次运动后，老人心情忧郁，再加上年事已高，不久就别于人世。杜家老宅被政府没收后，起初为区公所的办公场所，后来又改作了村的小学校。从此这里成为了建国初期及文革中周围村子政治运动活动中心。
　　文革后期，学校迁到新址，这里又成了当时的东堂公社杜家片的办公所在地，从此也就成了整个杜家片抓革命促生产的指挥中心及民兵小分队的武装营地。继而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初新农村的政策贯彻实施及农民丰收后的喜悦心情。
　　如今，杜家老宅早已不再承担起他的政治功能，由于房屋年久失修，更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它昔日的辉煌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那高耸的门楼还巍然屹立在那里，向后人们诉说着它的百年沧桑。 （韩春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