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个流行“票子”的年代。那时物资紧张，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买煤油要油票，买粮要粮票，买肉得要肉票。当时人们普遍比较贫穷，肉是吃不起的，只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国家才会发一两斤肉票，让大家“打牙祭”。
　　1972年的国庆，我刚6岁。一大早，我就听父亲说，今天是国庆节，是举国同庆的日子，公社特地为每家每户发了5斤肉票，咱们家可以好好地“打牙祭”了呢！一听有肉吃，还赖在床上的我一下子翻下了床，兴奋得跟过年似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国庆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节日，但心里想，既然有肉吃，那应该是个很大的节日了，因为往常只有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才分到4斤肉票呢，那时我就想，要是天天过国庆节就好了。
　　那年国庆节的上午，整个小镇都弥漫在欢快和兴奋之中，一大群小孩子在跑着、跳着。大人们则在公社的大门外排着长队，等待着领回那盼望已久的几斤肉，脸上写满了满足和喜悦。那年月真不容易，由于一个月的计划内粮食往往不够吃，当时的政策是每个月25日可以“借粮”，提前领取下一个月的“计划”，这就需要半夜到供销社排队。而家里人口多实在不够吃的家庭，也会用一些“奢侈品”票换取粮票，“肉票”更是想都不敢想。
　　临近中午的时候，父亲终于领回了属于我们家的那5斤五花肉。父亲一进家门，全家都围了过来，商量着如何做这些肉更好吃。弟弟要求做回锅肉，而我则想吃红烧肉。最后母亲说，把这些肉分2斤给外婆送去，剩下的3斤肉，一斤用来做回锅肉，一斤做红烧，还有一斤做成腊肉，等以后想吃的时候再拿来吃。
　　通过“表决”，我们都赞成母亲的提议。就这样，母亲把肉分好后，我和弟弟都自告奋勇地要帮母亲烧火煮饭，为的是能边烧火边闻闻那馋人的肉香，要是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趁母亲不注意，偷一块肉来吃。
　　经过两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我们家的“国庆宴”正式拉开了帷幕。首先端上来的是弟弟最爱吃的回锅肉，菜还未上桌，就闻到回锅肉的香味扑面而来。弟弟也许是太馋了，来不及拿筷子，就用手直接去抓，结果回锅肉太烫了，直烫得他哇哇大叫。接着端上来的是我爱吃的红烧肉，还未动筷子，我的口水就已经流下来了。
　　母亲知道我们一年四季难得吃一次肉，于是不断地把肉往我和弟弟的碗里装，而她自己却基本上没动筷子。其实母亲为这个家付出最多，每次却把最好吃的东西，毫无保留地让给了我们。现在想想，只怪自己当时不懂事，只顾自己一个人吃。
　　那年的国庆节，虽然肉不多，却让我们家快快乐乐地“打了回牙祭”。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庆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次。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勉强果腹，到票证年代的有啥吃啥，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吃啥有啥，继而到今天的吃出品位、吃出健康，大家的餐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肉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但那年国庆节“打牙祭”的场面，却永远让我难以忘记。□蒋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