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八路军“挺纵”在乐陵成立后，纵队司令部接办了油印刊物《烽火》（原名《血花》），后改由中共冀鲁边区特工委宣传部主办，一周一期，十六开本；10月下旬，刊物改为报纸，定名《烽火报》。起初报纸是每周两期，一、六出版，有时也出时报，四开四版，每期印数2000到3000份不等.
　　1940年，《烽火报》达到全盛时期，发展到石印机五台,工作人员120余人，总印数达5000余份。这份报纸成为边区影响最大，出版时间最长的抗日报刊，是边区抗日军民的主要精神支柱。《烽火报》除报道边区新闻外，还能够及时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对边区军民及时了解国内外局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报纸与中共中央的《新华时报》、新华社油印消息等报纸保持着密切联系。消息来源除转载中央新闻、消息之外，一些党政军领导人也亲自为报纸撰稿、写社论。李先念为报纸写了《胜利在望》的社论，宋任穷、肖华、王卓如也为报纸写了很多文章，如《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战线》《最后胜利属于我们》《反攻的时刻即将到来》《冀鲁边区的形势和任务》等。地委、专署、群团组织和各县的领导人也都为报纸写文章，尤其是边区文救总会主任吕器写稿最多，内容通俗易懂。还有一些文艺性歌谣与鼓词，干部战士与边区人民群众很喜欢阅读，争相传阅。
　　报纸经常刊发一些对敌宣传的稿件,及时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派的阴谋，对敌伪军政人员进行攻心战。 1941年秋，《烽火报》报道了宁津县大队一举缴获日军两挺机枪的消息。因为日军几次下乡抢粮都扑了空，便改变主意，装扮成赶集卖菜的百姓下乡偷袭，将两挺机枪装入麻袋，绑在小平车上推着，后边跟着一队稀稀拉拉、松松垮垮伪装的日军。早就得到消息埋伏在青纱帐里的县大队战士，等到日军走近，先开枪打死了推小车的日本兵，紧跟在小平车后面的六七个日军慌了神，扑向小车，七手八脚想把装在麻袋里的机枪拖出来，可是绑得太结实，怎么也拖不下来。县大队的战士们冲上公路，冲着敌人又是几枪，剩下几个没死的日军拼命逃回了据点。战士们用刀割断绳索，抱起两个麻袋迅速隐没在青纱帐中。他们打开麻袋一看，是八成新的机枪。没花多少代价就从日军手里缴获两挺机枪，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胜利，《烽火报》一报道这个消息，立刻被边区军民广泛传播。
　　1942年12月，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烽火报》与冀鲁边军区政治部的《前进报》合并，改组为《冀鲁日报》，成为边区机关直属报纸。各专区都设有报纸通信员，并建立统一协调的转运站，将报纸和其他对敌宣传品输送到敌人后方广为传播，报纸影响更为深远。据点里的伪军，一见到报纸和其他宣传品，就都老实几天，盘算个人前途，有的甚至偷偷为我军做事。
　　1944年1月，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建立渤海区，《冀鲁日报》与清河区的《群众报》合并，改为《渤海日报》。《烽火报》及后来的《冀鲁日报》，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慌和恼怒，多次以报社和印刷厂为目标进行突击“围剿”。社长兼总编辑傅国光、编辑李亚民惨遭杀害。为防备敌人的破坏，报社的印刷、出版始终都是在地下室秘密进行，并经常变换印刷地点。每次转移都是在夜深人静时，几十名战士和抗日群众肩扛车拉，悄无声息地把每台重达250多公斤的机器转移到新地点。 5年间，先后转移了20多次，共挖建了40多个地下印刷室和仓库。
　　纸张问题是出版报纸最大的困难之一。刚开始，所用纸还能从敌占城采购后偷偷运来。渐渐地，日伪军加强了对纸张的控制，严禁纸张出城，使得根据地经常闹纸荒。为解决这一难题，边区政府于1940年7月办起了自己的造纸厂，很快试制出了质量较好的毛头纸，解决了边区的纸张之需。
　　从1938年秋季《烽火报》创刊，到改称《冀鲁日报》，《烽火报》出版了4年，共印470期。期间，《烽火报》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始终如一地宣传和发动鲁北冀南一带人民群众全面抗战，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使深陷黑暗中的人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乐陵市委党史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