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代，我常缠着父亲讲他过去的事。
　　1930年，父亲出生在一个穷苦农家，还在襁褓之中，父亲就没了娘，她病死于瘟疫；3岁时，父亲又没了爹，家中唯一的顶梁柱累死在地主家中。年幼的父亲不得不和两个哥哥一起，与家中唯一的长辈——爷爷相依为命，靠讨饭为生。
　　那时候，很多老百姓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要饭这门“生存技能”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耻辱的难以接受的事情。
　　开始小哥仨走村串户挨门去要，可常常转一天也要不到几口吃的。慢慢地他们摸出了门道——不能往高门大户去要，这样的人家不光有看门护院的，还养着狼狗，根本进不去门；也不能到穷苦人家去要，这样的人家多半也是要饭的，哪有多余的给你？只能去那些不上不下的家庭去要，而且最好是趁着炊烟刚落的时候，这样才好讨到饭吃，碰上好心人，即使讨不到干粮也会被施舍到一碗高粱、麸子之类的。
　　有一次小哥仨到了离家5里的偏远村，来到一家门前，可怜巴巴地开口要饭吃。男主人问他们是哪村的，我伯伯说是小王村的。主家又问：“你爹叫什么？”伯伯说出了名字，男主人不禁痛哭失声：“孩子们，我是你们的舅舅啊，快进来吃吧。 ”
　　父亲说，那是他记事以来吃得最饱的一次。
　　还有一次，是大年三十，哥仨在讨饭回家的路上捡到了一只死野兔，高高兴兴地拿回了家。父亲的爷爷给他们炖了，还蒸了一锅菜团子。父亲问：“爷爷，今天管饱吗？ ”他爷爷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着说：“孩子们，敞开吃吧……”父亲说，那是他记忆中第一次吃肉，好香。
　　年复一年，父亲和伯父“头戴芦花冠（破棉帽）、脚穿喷地虎（破鞋子）”，走东村串西庄，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不知挨过多少白眼，受过多少屈辱。这一切，在父亲8岁时有了改变。“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8月，村里的地下党员在上级党组织支持下，成立了农村党支部，并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军”，打鬼子除汉奸，打土豪分田地。地主跑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土地，父亲终于不用讨饭了。
　　可刚刚能吃上饭，父亲又得了天花。当时得上这种病，如果治疗不及时，必死无疑。多亏住在村里的游击队军医，把父亲从死亡线上给拉回来，然而却落下了一脸痘坑。每每讲起这段过往，父亲总是一边摸着脸，一边说，是共产党帮他捡回了这条命。
　　1940年，党支部组织村里办起了学校，10岁的父亲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学堂，因表现优秀，又于194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自此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父亲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如今，父亲早已从工作岗位退休，享受着退休金和医保，还有老党员补贴，每年还常有人看望他，他非常满足。
　　父亲常教诲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常告诫我们要知党恩、念党恩、报党恩，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刘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