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的时运降到最低的冰点，是在他当了小队长与本村一位有夫之妇有了恋情，被其男人致命毒打后押送县公安局开始的。
　　因为二爷母亲早逝，加之本人不仅不听其父的管教，还时常对老人施以打骂，有一次险些将其老爹掐死。本村的团员青年曾以晚间开会为由，将他骗进会场后，吹灭泡子灯 （一种点煤油的灯）后，对他进行了打 “乱把掌”的教育。起初他不知为什么挨打，到后来听到人们边打边遣责他打骂老人的丑行，他自知理亏连连求饶逃出会场，此后，他没精打采地安顿了好些时日。
　　在多数村人的眼中，二爷是属于那种缺少教养、没有出息的 “另类”人。再加上他家房屋破旧生活穷困，到二十多岁他还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按当时农村的习俗，男孩过了十七八岁还没结婚，不是本人有残号就是家庭原因，一般就有打一辈子光棍的危险了。这一点连二爷自己也非常清楚，待打发老爹入土后，他真正成了一个人吃饭全家人不饿的弧家寡人。农村实施划小经营单位时，村里的四个生产小队全部一分为二。二爷所在的小队因为没人愿意应承除了摧人下地得罪自家爷们再没有其他好处的差事，二爷便有幸被 “萝卜地里选瓜”，当上了生产小队的队长。
　　人们也不知道缘从何起，家住村中最东南角的二爷与村西北角的一个女人有了恋情。为取悦那个女人，他将生产队所有能支配的东西，都变成了取悦那位情妇的资本。而那个女人的丈夫，深知自己的丑陋降不住野性很大的媳妇，为一家四五口人的生计，也只好装聋作哑的由着他们胡为。时间不长，二爷任职的小队就垮了，大队上只得按社员居住的方位，一分为三将全队社员安置到了另外三个小队。二爷的官路终结之后，就带着那个女人和孩子出了远门。到他在外面混不下去又回村时，女人的丈夫面对有着夺妻之恨的二爷，再也忍不下长期戴绿帽子的怒火，下决心要狠狠惩治他一下。他以邀二爷去压棒子 （玉米）面为由，将其哄进了碾屋。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那个男人用碾棍冲着他的头重重地砸了下去，随后又是一顿要命的乱打。打昏后又叫来自家爷们，将二爷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以拐骗女人的罪名将他送到了公社。那时公社的解决方案倒也简单，开了个基本情况介绍的证明信 （可能已通过电话请示），让村干部负责派人送县城公安局。
　　那个男人也是处于愤恨之极的缘故，说通村干部让自家的一个出名的壮汉与他一起负责押送。当时还闹着大水，去县城的路有一多半是趟水，那个男人手持一根长长的火头 （劈开的木材），与壮汉押着二爷上路后，将铺盖和双手一起梆在了二爷的肩上，走一会就打一阵，直打的二爷哭爹喊娘的求饶。有可能是当时的公安局也不愿意增加吃闲饭的，当问清二爷并非是强行拐骗的实情后，没多长时间就将他放了。因无脸面对庄乡，他先是到外地游荡了一段时间，待风平浪静后又悄悄的回来了。
　　大约是1964年前后，当时的九二三厂 （胜利油田）招收农民合同工，村里一方面为给他个有饭吃的机会，一方面为预防他再惹事生非，就将他报送了出去。吃上公家饭的二爷衣锦还乡时，除了海天海地的吹呼在厂里如何吃香喝辣之外，还时常用沙哑的嗓子高唱一多半字都不对的《石油工人之歌》。最终，还是以声名不好没有达到在本地成个女人的目的。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上窜下跳打砸闹事，还当上了一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实行军管纠正偏差后，他就成了被捉拿的对象。为躲抓捕狼狈的二爷又偷偷逃回了村里。听当时在场的人们说，有一次他在老远处看到一辆白色的汽车进了村，正在地里拾柴禾的他将草筐交待给一个人后，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他看得还挺准，那辆车还真是来抓他的。村干部知道没他什么好事后，还是处于对本村娃娃的偏爱，为他进行了一番开脱，打下等找到本人一定让他主动回单位的保票后，就好言好语地将人家打发走了。
（中）□ 山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