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儒林这面红旗何以不倒？用古话说是，他为人“性质直，多实，无浮末之习”。用现在的话说是，他对党忠诚，公道正派，一心为民。人们对陈儒林的这个评价，是由实事儿“托”着的。
　　陈儒林在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南街的大事小情，群众没有不知道的。这是因为，陈儒林当支书始终把握一个原则：凡是关联群众利益的事儿，都坚持和群众商量。像计划生育、安排宅基、建立学校、兴修水利出河工、缴纳提留、救济贫困户等等，都是经过群众讨论了再讨论，统一意见后，人人盖章按手印。陈儒林说： “大家的事大家当家，人人知情，人人有责。”对于群众通不过的事情，他从来不强行去办。
　　南街干部平时开会、商量工作，不论时间早晚，他们都回自家吃饭。上级领导来南街检查工作，知道他们的规矩，也自觉遵从。所以，南街的吃喝招待费用年年几乎为零。 1990年春节期间 “跑玩意儿”，剩下了五盒三毛三分钱一盒的 “嘉奖”牌香烟，陈儒林收起来，放到开春召集群众代表研究水利生产时，分给大伙抽了。
　　1982年，南街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有1.4万棵树木，这些树木是分给各户还是仍归集体？陈儒林召集群众听取意见，大家同意仍归集体，同时又担心集体管理不好。陈儒林组织干部群众共同制定了护树制度，又把干部们叫到一起说： “当干部就得多吃苦，多吃亏，以后，护树任务由干部担起来。干部不折枝，群众不刨树；本街不乱，外贼好防。”从此，十名干部分为五组，五天轮换一组，晚上义务看树。日后，那批树木的收入，全部用在了建学校、户户通自来水等公益事业上。
　　20世纪80年代，农村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南街有些农民合计着兴办联合体企业，建厂缺场地，缺资金，又怕政策变和干部眼红，有的农民图个出事有靠头，办事有指头，想拉干部掺和进去，挂个名儿照拿分红。陈儒林和干部们反复讨论认定：群众联合办企业有难处，干部帮助义不容辞，插一腿占便宜绝不应该，让群众拿党的政策做靠山，不能依仗干部权势当支柱。于是，南街先后把集体闲置的仓库、饲养处腾出来，租赁给煤球厂、榨油厂等四处联合体企业。陈儒林又帮助他们贷款、办理营业证，使各个联合体企业很快投产。
　　在南街，不论谁家有了难处，党支部是靠山。 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张书堂患了偏瘫，孤身一人生活不能自理。党支部决定，他的治疗费由集体出，生活开支由党员、干部负担。同时，从陈儒林开始，党员、干部轮流伺候张书堂，一人负责伺候一天，直到半年后老人去世。村民张健患精神病时，把三间房子点燃烧毁了，一家四口人吃穿住没了着落。党支部决定由集体给他盖新房。新房建起不久，又被张健给烧了，党支部再次给盖了新房，并连续六年免除他家应缴的提留粮款。 （69）
朱殿封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