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对全县土地管理，由县衙户房负责，为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县衙曾多次对全县土地进行清丈、劝垦和开展 “自首”。据清乾隆 《乐陵县志》记载： 1654年 （清顺治十年） “奉旨专勘清查出有主荒上地一百二十九顷四十五亩，责令原补花户认种，编入熟地派征”。 1655年 “奉文对自首三等共地五百六十顷七十九亩一分，编入则例额数之内派征”。自1664年至1698年 （康熙三年至三十七年） “新垦、自首中地，一千一百八十二顷三十八亩三分”，至1760年 （乾隆二十五年） “通计阖县承粮共十一等地，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四顷八十八亩一分六厘”，因康熙年间知县孟振玉劝垦未遂，虚报自首垦地八百九十顷八亩一分，故在长时期内每亩加赠七厘四毫的田赋，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清代对田产买卖，印制有统一的税契。据民间残存的地契记载：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山东布政司奉旨 “买卖田产经收税银，持契尾粘连用印处贮存”。契尾有编列号数、业户姓名、买卖田产数目、银价等。如发生田产纠纷，可持契尾向州、县申诉。
　　民国初期 本县土地兼并的现象非常严重。据有关资料记载： 1933年 （民国22年），全县有3户地主，户均土地达4， 454亩，有1,318户给地主当佃户。地主富豪为逃避田赋、差役，贿通官府用 “外带加增”和 “飞洒”粮银的办法，将其占有土地之粮银 “飞洒”、“过拨”在贫苦农民名下，加之军阀混战，地方官僚机构庞大和贪官污吏的搜刮，不少贫困农民为解脱苛重负担，卖地不要地价款，只拨粮银，谓之 “干过粮”。有的弃家外讨，形成 “死亡逃户”。
　　民国初期对田产买卖，由县税契房配专人负责收税盖印，各区、约、段配经理人负责巡查。 （市档案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