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泉
在我的记忆里，生产小队上的 “大园子”，是集牲畜饲养、粮食仓库、农机具仓库、车屋、敞篷和饲养员、看护员宿舍、小队社员会议室为一体的集体资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水灾过后，家乡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景象。记得当时的村里（大队），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以董加耕、邢燕子为榜样，组织打进突击队、建立科学种田小组、改造盐碱地种水稻、办夜校、出黑板报、搞科普宣传，一心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田间地头时常传来青年人欢快的歌声。相对于灾荒以来较为沉寂的乡村，可谓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结合开展 “社教”运动，人们唱着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曲，兴修水利、建设方田、植树绿化、打机井、挖水库、置农机。各级干部驻村包队组建作业组，并通过推广优良品种、试用化学肥料、喷洒新型农药，以科学种田促进了增产增收。
　　生产发展了，集体的家业也随之增大。大牲畜繁育多了要扩大饲养的房屋，农机具增加了要扩建存放的地方，种子、化肥、农药等也需要临时存储的场地，用做大牲畜饲料的桔杆和柴草也需要集中存放看管，农闲时发展副业也需要场所……
　　我想，这些需求的集中出现，大概就是当年生产小队普遍建设 “大园子”的主要成因。
　　所谓的 “大园子”，确切地说就是占地面积较大的院子。我们村七个生产小队的大园子，占地面积最小的也在二三亩以上。实力强一点或具备饲养处与打麦场近邻条件的生产队，干脆将原有的打麦场也圈进了 “大园子”。
　　我们小队的 “大园子”，就坐落在我家西南方向不到100米的地方。因为没有其它邻居的隔断，一出家门就能清楚地看到大园子全貌和朝东的大门。大园子里面坐北向南由西往东共有十多间北屋，最西边是两明一暗的三间办公 （副业）室，紧挨着的是两三间粮食 （种子）仓库、饲养员宿舍、农机具室、防寒的封闲式大牲畜饲养室、夏季开放的饲养棚、放麦糠和 “过挠” （铡过的饲草）的饲料室、大小胶轮车棚等，大约有近20间的规模。大园子的围墙是纯土质结构的板打墙，只是在墙角和东西南三面墙的中间，才有用红砖砌上的 “通垛子”加固。
　　时任队长的金泉叔是位既 “过日子”又爱面子的体面人，因此混砖砌成的大门楼修的比较气派，三四米宽的大门是在旧式 “板搭门”基础上又增加了 “板搭”的扇数，左右两边的单扇门一开，再打开中间的好几扇 “板搭”，显得十分宽敞气派。修饰一新的胶轮大车，在车把式的响鞭声中出出进进，又为充满丰收希望的本小队社员带来了莫名的自豪。
　　秋收过后一直延续到来年的春天，大园子里最显眼的是几垛用做牲畜饲料的大棒桔 （玉米桔）、黄草 （谷子桔）垛。其次是 “过挠渣子” （牲口吃剩的饲草）堆、 “栏尖子” （从饲养棚里取出的牲畜类便）堆。用于地瓜苗催芽的地瓜炕残余墙体，也往往是等到来年春天地瓜母子上炕前再做清理重建。条编副业兴起后，一垛一垛的紫穗槐、棉柳条子和一大批成品半成品的粮盾、草筐、抬筐等，又堆积占用了院落里的不少空间。
　　春日的早晨，离我家门口20多米处大槐树上的钟声响过之后，社员们扛着铁铣、镐头之类的农具，先是在大园子门口小聚，然后就听从队长的安排，或牵牲畜套车装载犁耙下地，或推出小车用铁锨、 “三齿”、类叉之类的农具，从事 “倒草粪”闷大粪的活计。在井园干活的人们，则赶起戴着 “脖疙拉”的小毛驴和驼着 “牛鞅” （使役耕牛的专用品） “套股子”的老牛走向田野。青壮年妇女们大多是在会计或保管员的带领下，或安排到大园子里做些零活，或到大田填塞地漏 （俗称狼窝）、点种芘麻之类的零星活儿。人们在老牛的哞哞声，小驴的高叫声中重复着心情舒畅的劳作。
　　我在 “大园子”里的机磨房里当过一段时间的会计，一台12马力的柴油机拉着一台磨小麦的 “对辊”，四五个人忙碌一天也就挣个一二十块钱。晚上结起账来，用机器循环热了的清水洗一下头发和身子，有种说不出的快意。记得有一次，因为差5分钱算不起账来，我在灰暗的煤油灯下反来复去计算多次确认账目无误后，最终在抽屉底板缝隙里找到了卡着上半部的5分硬币。此外，我还在机房里间的炕头上，利用晚上为社员们义务记过多半年时间的工分。听着队长与社员们为定分多少发生的议论、争执，闻着浓浓的旱烟味道，听着爱打嗑睡人们的鼾声，将厚厚的一大摞工分本一栏一栏地记完。每当结束记工，在有月光的夜晚回家后，我就会想起背诵过的题为 《我当了一次记工员》的课文：秋天的月亮格外明亮/秋天的风特别凉爽……灯芯结了第三朵灯花/我算记了最后一笔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 “不扒饲养处社员不能富”口号的感召下，我们队上的社员又亲手扒掉了自己兴建的 “大园子”，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砖瓦结构的新房。如今，每当路过 “大园子”的旧址，我还能想象出它那土模土样的轮廓，并由此唤起我对陈年旧事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