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德州治所位置图

今日运河德州段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德胜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气质与灵魂所在。“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德州这座城市的发展，深受黄河与运河这两条河流的影响，城市因河而兴盛，文化因河而交融汇聚。当下，在“两河牵手”的时代契机下，要进一步增强城市吸引力、创造力与竞争力，深入探究黄河、大运河与德州城市发展的渊源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远古的印记：黄河文明的发端
　　德州最早的文明史，可追溯至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至4000年，与大禹治水的年代大致契合。
　　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遗存，以黑陶为主要特征。其于1928年由考古学家吴金鼎在济南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由此得名。目前，在德州境内已发现2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乐陵五里冢遗址、禹城禹王亭遗址于1977年12月23日入选山东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乐陵惠王冢遗址、禹城窦冢遗址、齐河尹屯遗址则于1992年6月12日入选山东省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禹治水（约公元前21世纪）是上古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研究表明，当时处于全新世大暖期中晚期，气温较今更高，气候总体湿润多雨，但时有突变，致使平原地区常有洪水泛滥。在大禹治水的同一时期，古埃及的法老们正在建造金字塔，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胡夫金字塔；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也正在兴起，其城市规划与排水系统展现出高度的文明水准。
　　大禹治水的主要对象便是黄河。史料记载，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尚未筑堤，河道在华北大平原上游徙漫流，故而出现了“播为九河”流入渤海的情形。德州成为大禹治水的核心区域。康熙版《德州志》记载：“禹疏九河，故道均在州境内。”德州还是大禹导河入海、大功告成之地，至今仍留存着禹王亭、具丘山、禹息故城等治水遗迹。
　　大禹治水的过程，也是一次凭借斗争手段统一各部落政权的过程。大禹号令各部时言出必行的规矩意识，以及变堵为疏的治水方式，不仅促使中国古代治水理念发生了质的飞跃，还对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禹治水为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财富出现剩余，阶级逐步形成，促成了中国第一个阶级国家——夏的诞生。德州最早的记录同样出现在这一时期，清光绪版《德州乡土志》记载：“夏封有鬲氏国，此鬲国之始。”在宋代罗泌所著的《路史国名纪・郡国县道纪》中也有记载：“鬲国，偃姓，皋陶后。”皋陶乃上古传说中的重要人物，与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后世尊其为“中国司法始祖”。他坚持“法治”与“德政”相结合的实践，连同记载于《尚书・皋陶谟》中的“九德说”，共同成为法、儒两家思想产生的重要精神根源。关于鬲国的地理位置，《水经注》记载：“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穷后羿国也。”由此可以确定，鬲国大致位于今以德州地区为中心的鲁西北一带。鬲国人积极开展农耕、纺织、制造、渔猎、牧养等活动，在少康中兴、商汤灭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德州农耕文明“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特质显著。它既是农业生产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有效遵循，具有鲜明的传承性。
治水千年：黄河改道与城市命运
　　江、河、淮、济，被称为古代中国的“四渎”，其中“河”便是黄河的旧称。德州之名，源于古黄河，其命名过程贯穿了三个朝代对黄河安澜的殷切期盼。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推行“五德终始说”，认为秦能灭周，乃是沾了水德之瑞，故而“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西汉初年，在德水之畔设立安德县，取“德水安澜”之意。隋朝罢郡设州。开皇九年（589年），设立德州，管辖安德、平原、绎幕、将陵、平昌、般、长河、东光、胡苏九县，州治设在安德县（今陵城区）。《隋书》记载：“开皇九年置德州，统县九，户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二。”
　　然而，实现黄河安澜并非易事。大禹治水留下的禹河故道，是黄河在古中国版图上的首次定位。《尚书・禹贡》对该河道进行了描述，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辑的《黄河流域地图集》进一步细化，将郑州以下，流经今安阳、邯郸、邢台东部，在天津附近入海的黄河故道，标注为“禹河故道”。禹河故道自夏商至春秋时期保持河形长达1500年，其间未有大的改变，德州也因此得以千年安澜。但这种状况在周代发生了变化。《德州地区黄河志》记载：周定王五年（前602年）至今的2600多年间，黄河经历了6次大规模迁徙，其中有4次对德州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次大改道发生在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于今河南浚县决黄河口，主流由北流改为偏东北流。《水经・河水》描述：“大河经今平原、德州，进入河北，经吴桥、东光、沧县后向东流入渤海。”这是有关黄河流经德州的最早记载。平原古渡平原津、德城区屯氏河故道、马颊河左岸的黄河涯和恩县洼，皆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第二次大改道发生于西汉元延二年（公元11年），黄河于今濮阳决口，改道东流，自由泛滥长达60年。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筑堤。据《水经注》记载，此河道进入德州后，流经禹城西、平原东、临邑北，然后在利津一带入海。这一河道历经魏晋隋唐，长达千年未有大的改道，是黄河流经德州地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禹城城关徒骇河右岸高地，齐河刘洪、大黄的洼地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第三次大改道发生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于今濮阳东决口，河道再次北移，从天津入海，主体自此离开了德州。
　　第六次大改道发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原本在江苏入海的黄河，北流后改道山东，夺大清河入渤海，重塑了黄河新泛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如今德州段黄河的流向格局，便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总长63.4公里。
　　此后，沿河两岸决溢灾害频繁发生。《山东黄河决溢年表》显示：从1855年到1938年，齐河决（扒）口达28次。清末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奏折中写道：“黄河夺济四十年来，河身淤垫，日益增高，渐至水不能容，横溢溃决，自光绪十一年至十六年，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1938年，国民党将领韩复榘为延缓日军追击，于黄河齐河段豆腐窝、谯庄、王窑等处扒口，导致黄泛区灾情加剧。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黄河展开了大规模治理。1958年洪水期间，黄河洛口站洪峰流量达到11940立方米每秒，齐河窄河段内，险工坝多数漫水。德州迅速组织起13万人的防汛队伍，一夜之间加修了长140公里、高1米的子埝，确保了大堤的安全，创造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大洪水的历史奇迹。此后，李家岸、潘庄、邢家渡（后划归济南）、韩刘、豆腐窝等引黄灌闸先后建成，灌溉面积达861.5万亩。引黄供水如今已成为德州市农业丰收、工业生产、城镇居民生活以及改善城区环境的重要保障。
漕运动脉：大运河催生的城市繁荣
　　梳理黄河与大运河德州段水道的历史变迁，不难发现，其运输功能对德州城市发展的作用最为突出。尤其是作为漕运通道的大运河开通后，不仅决定了城市的兴起与繁荣，还塑造了城市的基本空间形态。
　　先秦时期，德州区域便已出现较为便捷的河道体系。据《夏书・禹贡》记载，当时从济阳一带的济水，可乘船载货抵达漯水沿线的商河、临邑、陵城区等地，进而进入黄河。
　　秦代推行郡县制，平原县得以设立。西汉初年（前201年），设立平原郡，管辖平原、鬲、高唐、乐陵、祝阿、安德等19个县。当时，德州境内尚无大型运河工程，平原津、鬲津等成为黄河上的重要渡口之一。《史记》记载秦始皇东巡“至平原津而病”，汉章帝刘炟也曾北巡至此。由于黄河改道频繁，德州境内水系随之变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后人一直想寻找九河故道重新开通，却不知其具体所在。
　　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后，王景于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治河筑堤。
《水经注》记载了当时黄河流经德州的线路：“河水自平原，左迳安德城东，而北为鹿角津。东北迳般县、乐陵、朸乡，至厌次县故城南。”同时还记载：“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剧贼毕毫等数百人，乘船寇平原。县令刘雄门下小史所辅，浮舟追至厌次津，与贼合战。”这表明，当时德州的水系相互连通，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以及战争之中。
　　大运河以漕运为主要功能，同时兼具灌溉、防洪、生态等多种功能。隋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开通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卫河水从邢台境内的清河进入德州境。然而，隋朝国祚短暂，未能充分享受大运河带来的益处。唐朝则从中受益匪浅。唐朝在德州境内新开马颊河，疏通漕运。安史之乱时，德州段运河成为沟通朝廷与河北诸藩之间唯一的物资、信息交流纽带。至此，德州已发展成为运河沿岸的重要城镇。
　　宋代，永济渠称御河，其航运功能深受黄河影响。黄河有北流、东流之分，北流常冲断运河，东流则成为运河的减河。北宋户部侍郎苏辙曾连上三疏，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这种状况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南徙夺淮入海后得到改善。次年，金廷在德州北厂设置将陵仓，将陵（今德州）也由此成为这条大动脉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元代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治，对众多河段裁弯取直，并进一步打通京津河道，奠定了其现今的基本走向与规模。
　　明清以来，德州“控燕云而引徐兖，襟赵魏而带溟岳”，凭借漕运之利得以兴盛。作为运河沿线的四大粮仓之一，德州仓每年有400万石的漕粮转运北上，各地商帮纷纷涌入，呈现出“樯帆如林、货物山积”的繁荣景象。历经德陵互易、设卫筑城、因城兴市、五方杂居等一系列城市区位与功能的转变，德州成就了“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誉。
文化熔炉：农耕与商贸的共生之道
　　古老的黄河与大运河，积淀出农耕与商贸、内敛与开放等特质各异的流域文化，使德州地域文化呈现出显著的“和合”特征。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巩固，为德州区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董仲舒是系统论述“大一统”思想的早期哲学家，也是儒家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关键人物。东方朔《占书》中记载的“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穀”，逐渐发展成为“占岁”“看年景”等一系列民俗活动。东汉末年至魏晋北朝时期，以清河郡（今武城、夏津、清河一带）崔氏为代表的士族文化兴起，同时留下了“三高碑”等文化瑰宝。明万历《德州志》载传统的德州人：“士务功名，多阔达而足智；人务农桑，恒朴约而近啬。”
　　大运河在德州的农耕文明中注入了商业文明的元素，将德州与沿岸城镇紧密相连。明代，德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33个商业城市之一。永乐年间留下的苏禄王墓，是我国唯一一座保存完整且有后裔守墓的外国国王陵墓，成为“海丝”文化与运河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清代，德州成为“燕齐都会”。乾隆第一次南巡时，留下《过德州》长卷，描绘了繁华的德州：“运水浮桥螮蝀悬，重邱城郭富人烟。观民喜见千家聚，问岁知逢五熟连。”徽班进京、举子南下带来的多元文化风情在德州相互融合。运河沿线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座会馆、驿所、寺庙、宫观，从建筑格局、装饰图绘、楹联碑铭、供奉神祇到日常活动，文化元素南北交融。清代《山东通志》赞德州“人文飙起，名卿蝉联，实甲山左”。
　　大河潮起，盛世风来。黄河与大运河文化是德州城市发展的根脉与底蕴。如今，德州紧紧抓住黄河、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和山东“四廊一线”文化体验廊道建设的机遇，统筹城市更新、乡村振兴、遗产保护、文旅融合、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等工作，正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