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天，舒同为古贝春公司书写了《古贝春赞》

毛泽东《沁园春·雪》齐延庆 书

□齐延庆
　　初冬的微风，似乎也带着墨香。2025年11月25日，是舒同诞辰120周年的日子。这个日子，对于中国书法界，对于德州这片土地，都有着特别的意义。舒同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和第一届主席。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曾两次为古贝春公司题名、题字。
　　一个多月前，《人民周刊》杂志社在北京主办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舒同书法作品展暨座谈会。在德州，11月22日，德州市文化产业促进会、山东省儒商研究会德州联络处、德州市志愿者服务总会、德州市慈善文化艺术协会共同承办了系列活动，像是运河文脉的一次深情回响，将“文韵儒风、运河润业”的主题，浸润在对舒同先生的集体追忆里。而早在今年5月，我们就向全国的舒体传承人发出诚挚的作品邀约。稿件如雪片般飞来。经过专家学者们审慎而细致的初评与终审，一部厚重的《舒体作品集》终于在11月初编辑完成。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精心制作了舒体书法精品明信片以及活动纪念封。
　　舒同是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红色书法家，曾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党内一支笔”“马背书法家”。舒同取法颜字，但又博采众长，独创“舒体”。他亲口说过，自己的书法是“七分半”，即真、草、隶、篆、行各一分，颜、柳各一分，何绍基半分。我常想，是什么让我对舒同创立的“七分半”书体如此痴迷？或许，正是那字体背后博采众长的历代笔法精髓，是那笔墨间蕴含的深厚政治素养与文化积淀。这份痴迷，引导着我走上长达四十余年的研习之路。在不断研习舒体并尝试将其与颜体、何绍基书风相融合的过程中，我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书写路径。回首这段旅程，清晰可见三个深浅不一的脚印。
　　第一个脚印，留在了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如获至宝地得到了两张舒体复印件：一张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另一张是舒老为中医药的题词。那时，书法课还是小学到初中的必修，我们照着颜体、欧体的字帖写“大仿”。升入高中后，我担任学校壁报组组长。就在那时，舒体那独特的笔画结构、内在的线条质感，悄然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
　　第二个脚印，是我的视野从书斋案头转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我开始主动结交书友，在交流中互相切磋琢磨。记得在中学任教和于官屯公社工作期间，书写会标和大型榜书成了我的分内事。1977年秋天，我写下的“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的大字标语，引来下乡知青李庆丰的注意，他直言喜爱这种字体，尽管当时他还叫不出这字体的名字。因舒体结下的缘，让我们成了共同研习的伙伴。后来，与武城县广播局退休局长王秉新的相识，则直接促成了德州舒体学会的诞生。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深信此理。书法之道，无捷径可走，唯有持之以恒的苦功。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个酷暑，我依然坚持每日楷书日课，并前往德州文化宫，为市民现场书写。汗水没有白流。1984年，我的作品首次入选全国书法大赛。
　　人生的转折有时不期而至。1987年11月，我调至德州地区计划委员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笔墨仍未离手。市里许多重要会议和活动的会标、标语，也常由我执笔，幸得各方认可。为了博采众长，我开始与外地研习舒体的书家书信往来，也常利用假期向专攻舒体几十年的王秉新请教。最难忘的是，他带我赴北京西山拜见舒同先生。先生虽年事已高，仍仔细点评了我的习作，那亲切的教诲，至今言犹在耳，温暖着我的艺术生命。
　　踏下第三个脚印，我面对的已不仅是技艺的锤炼，更是如何突破形似、捕捉神韵，并最终形成个人书风的瓶颈。这是一条更为孤寂的路。“魂韵出舒同，书风则不同”，成了我砥砺前行的座右铭。在这艰难的摸索中，也偶见星光照亮。
　　我先后五次在国家与省发改委系统书画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曾受市委、市政府委托，为来德州视察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榜书“武”字等作品，承蒙首长赞许；2013年，我完成了三套《唐诗三百首》的书法创作，九百余张宣纸连缀起来，长达1公里有余，后被一位收藏家全部收藏；2017年，我入选全国五省“舒体八俊”作品展，《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等媒体为此作了专题报道。此外，我的笔墨也留在了许多景区。题写的著名商标累计超过二百件。多年来，我无偿捐赠书法作品三千余幅，其中不少随德州市领导出访，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漂洋过海。
　　在长期的笔墨耕耘与社会服务中，我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其中，“德州市五星级志愿者”这个称号，于我最为珍贵。它提醒我，艺术的终极价值，在于服务社会、温暖人心。不图虚名，不慕浮利，只愿做舒同先生艺术精神与奉献品格的一名忠实传承者与践行者。这条路，我将继续走下去，用我余生的每一个笔墨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