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昌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舞台剧《禹城大战》以艺术手法重构1945年12月禹城“最后一战”，填补了抗战叙事的重要空白。这部由黄宏担纲创作并主演的作品，在历史褶皱中打捞个体命运，让“胜利”超越符号化表达，成为承载民族情感的精神载体。
　　打捞历史褶皱——
　　在“胜利后的对峙”中解构战争本质
　　禹城战役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收官之战，长期隐匿于历史叙事之外。剧作聚焦日本投降3个月后，禹城日军凭铁路枢纽负隅顽抗的特殊节点，将“胜利”置于复杂的政治博弈场：东北劳工马长寿死里逃生归乡，却见女儿马二妮已成民兵队长；国民党“接收大员”范冀的傲慢与日军“只向重庆投降”的执念，暴露出侵略者的顽固性与战后政治角力的微妙。这种“胜利后的对峙”叙事，打破非胜即败的简单逻辑，揭示战争结束后侵略者的死硬、民众从求生到觉醒的精神蜕变。
　　剧中对日军的刻画超越脸谱化：山谷大队长将军刀视为帝国荣耀，却无视中国土地的血色；小野队长擦拭樱花照片的温柔与屠杀百姓的冷酷形成分裂，具象化呈现军国主义对人性的异化。马长寿在东北的逃亡与禹城民兵抗争的双线交织，串联起沦陷区苦难与敌后抗争的命运图谱。当赵主任怒吼“这里是中国的禹城”，既是历史回响，也暗含当代对领土主权的宣示。
　　家庭叙事——
　　战争暴力的微观投射与情感锚点
　　剧作以马长寿一家的命运为棱镜，展现战争对普通人的碾压。马长寿归家时撞见供奉自己与妻子的牌位，荒诞场景成为战争撕裂家庭伦理的注脚。东北劳工的染血军装、民兵的红布条、日军屏风与马家木桌的对峙，均成为文化与命运博弈的象征。
　　父女关系是贯穿全剧的情感主线：马长寿历经奴役后的自保本能，与马二妮将家恨升华为国仇的坚定，构成生存与抗争的人性光谱。马二妮牺牲前“想找爹”的告白，撕碎英雄符号，还原战士作为人的柔软内核。这种将宏大历史拆解为具体情感的叙事，让观众在“活人见自己牌位”的错愕中，触摸战争的温度。
　　人物弧光——
　　在人性褶皱中照见历史真实
　　《禹城大战》摒弃“高大全”模式，聚焦“普通人的觉醒”：
　　马长寿：从东北劳工营的逃生者到扛炸药包的抗争者，其转变源于民兵捐盐的震颤、女儿被捕的绝望、牌位前的痛哭，最终在“为更多人活”的顿悟中完成精神蜕变。黄宏以颤抖指尖、蹒跚步态，演绎出一个父亲的恐惧与觉醒。
　　马二妮：民兵队长身份下是渴望父爱的女孩。她复盘战术时的冷静、与父重逢的欣喜、被捕前“怕来不及”的告白，在铁血与柔情间平衡，成为抗战女性的缩影。
　　范冀：国民党军官的矛盾性——不满上级却受制于军规，同情百姓却维护“正统”。其转变始于日军屠杀的现实冲击，最终穿国民党军服与八路军并肩，象征民族大义对党派分歧的超越。
　　日军角色的复杂性亦耐人寻味：山谷的病态忠诚、小野的人性分裂，让侵略者成为反思战争的载体，而非单纯仇恨符号。
　　舞台美学——
　　沉浸式体验激活历史记忆密码
　　作为舞台剧，《禹城大战》通过多重创新打破时空隔阂：
　　沉浸式叙事：日军从观众席间突袭、探照灯营造战斗场景、演员与观众的肢体接触（如马长寿的眼泪滴落观众手臂），消解“第四堵墙”，使观众成为战场“在场者”。
　　符号化场景：马家木桌从家庭团聚的载体变为革命阵地，再到被日军砸毁，象征和平生活的破灭；水塔作为地理与权力制高点，其炸毁成为摧毁殖民统治的精神象征。灯光设计以冷蓝（监狱）、暖黄（家园）、赤红（战场）构建情感视觉图谱。
　　黄宏的突破：这位喜剧演员摒弃夸张风格，以细腻肢体语言刻画人物内心——抚摸妻子牌位的颤抖、扛炸药包的蹒跚坚定，让马长寿成为极具感染力的“觉醒者”形象。
　　当代价值——
　　让历史在戏剧中焕发新光芒
　　《禹城大战》的意义，在于拒绝将历史作为僵化标本，而是激活其当代性。该剧以禹城枪声提醒世人：正义胜利是普通人用血泪浇筑的丰碑，对侵略者的警惕、对和平的捍卫，是民族基因中的使命。它让英雄走下神坛，还原为会恐惧、犹豫的凡人，使“爱国”成为源于对家人、土地热爱的朴素情感。
　　2025年剧场里，年轻观众为马二妮落泪、为马长寿鼓掌——剧作完成了终极使命：让80年前的枪声不再是史书铅字，而是化作舞台上的泪水、颤抖与坚定，成为当代人血脉中的情感共振。正如禹城既是地理坐标，更是大禹精神传承地，该剧以戏剧温度，让“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芒，让历史褶皱中的人性光辉，成为照亮未来的永恒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