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清水
　　人到中年，许多记忆尘封已久却清晰如昨，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记忆：土坯房、枣树林、芦苇塘，还有坑洼不平的东西大街与南北胡同，长满杂草的屋顶冒起的炊烟……历经几十年的时光变迁，记忆里这些图画的线条和色彩在不断改变，伴随着自己的成长，印象最深的就是从低矮的土坯屋到高大宽敞的砖瓦房，生活从清贫逐渐进入小康和富足。最让人唏嘘的莫过于父母盖房子的酸甜苦辣，至今仍历历在目。
　　记忆最深处是我们家的小西屋。小西屋是和爷爷住的独院和大伯家住的北屋相对来说的。小西屋房子很矮，墙是土坯垒起来的，做房基的青砖仅有三五层。只有两间屋，总共不到20平方米的样子。北边那一间是外间，屋门朝东，迎门靠西墙摆着一张掉了漆的红色八仙桌，墙角有个不大的灶台。整个里间就是父母和我们姐弟三人睡觉的土炕。
　　那时父亲在一家企业上班，母亲则是听着铃声到生产队里“上坡”干活。记忆里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和颜悦色，我们感冒发烧了，母亲就用小酒盅烧热了酒一遍遍在我们后背上搓，一边还哼唱着吕剧。大姐带着我和弟弟很懂得讲秩序，那张八仙桌有三个抽屉，姐弟仨一人一个，存放仅有的几件玩具，还有捡拾的钉子头、螺丝帽之类。
　　后来小弟弟出生了，再后来两个妹妹又来到这个家。我们就一起见证了父母一座座地盖房子，我们也跟着一次次地搬家。根据母亲的命名，依次是东北屋、“道南的家”，最后住在按规划修建的“道南的新家”。
　　东北屋的称谓来自老宅的位置。我那时刚读小学，对“砸地脚（盖房前先打地基）”充满了好奇。族里的大爷喊着号子，扶着夯，五六位20来岁的小伙子有节奏地一起用力，“猛打呀、猛松开，吆呼嗨嗨吆呼嗨，嗨嗨。”“划过来啊，加点劲啊，哎嗨吆嗨依格吆呼嗨……”那些号子声清晰地刻录在我脑海里，时常不小心就一段段地播放出来。
　　建“道南的家”是1982年以后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里统一规划了宅基地，父母和我们姐弟惊喜地数着大姐一次卖棉花得来的700元钱，决定在大街南面自家宅基地里盖五间新房，但仍然是土坯墙，甚至开始几年没有能力再建院墙和大门。
　　记忆最清晰的当数“道南的新家”。1991年，父亲工资从10年前的30多元涨到了近百元，责任田里粮棉又连年丰收，家里养的一头母牛每年可以生一头小牛犊，我已经参加了工作，两个弟弟也读大学即将毕业。这时候，父母决定将“道南的家”拆旧建新。青石料做房基，红砖到顶，前出厦，建起了五间新瓦房。随之建起来的还有小东屋，又砖砌了院墙和大门，整个院落按照规划南北长20米、东西宽17.5米，标准的农家院。院子里建了整年装满小麦和玉米的粮仓。父亲说，那些粮食够我们全家吃三年呢。
　　“盖一座房子脱掉一层皮”，在回忆盖这些房子的经历时，父亲总是这样感慨。而刻印在我们记忆里，每次回想起来都让我们心疼的，是父亲为盖房到处借钱，到处请人来帮工的不容易。而每次盖房子，母亲负责给帮工的人们做饭，一连十几天，天天白天黑夜连轴转，每一次都熬红双眼，甚至上火要牙疼好几天。直到盖“道南的新家”时，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很多，还请来了建筑队，施工比较有次序，父母减轻了许多劳累。
　　“从住在小西屋里起，我就盼着有一天能带你们住上宽敞的大房子，有大门大院子。”在“道南的新家”的院子里，夏天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吃过饭，父亲和我们弟兄几个悠闲地坐着，看着院墙外郁郁葱葱的树林谈天说地，母亲带着妹妹洗碗，说到盖房子的事，母亲这样插话。“这就是庄户人家过日子的理想。”担任工会主席即将退休的父亲，已经习惯于作总结，“其实都是靠国家的政策好。包产到户，农民可以整年吃馒头；恢复高考，你们能从农村考出去，参加工作。要不咱怎么能住上现在的大房子、这样大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