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勇
　　“我有一头小毛驴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心里正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我摔了一身泥……”小孙子一边听着儿歌一边跟着节奏摇头晃脑地表演，顿时我眼前一恍惚，感觉记忆的大门一下子被打开了。一头黑色健壮的驴正昂着头欢快地向我走来，它就是我们家的“大黑”，我儿时的伙伴。
　　那时的生产队饲养着十几头牛和两头驴，“大黑”就是其中的一头驴。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生产队的牲畜要拍卖。因户多牲畜少不能平均分配，就用投标的方法，谁投的价高就归谁，然后再把钱分给没买到牲畜的户家。很多人家都选择要牛，因为牛的脾气温顺，力气大。而父亲却早已瞄上了那头大黑驴（我们都叫它“大黑”），说驴吃料少用途多，“大黑”刚刚两岁，腿脚好，又听使唤。
　　当时，看好“大黑”的还有武子叔和德贤爷家，经过几轮竞标，父亲终于以240元的价格得到了它。在上世纪80年代初，240元不是小数目，借了好几家亲戚才凑足。从生产队往家牵时，父亲把我放到驴背上让我骑着，当时我吓得要命，两手使劲抓住驴鬃趴在驴背上不敢动，跟在后面的士刚和强子却羡慕得不得了。
　　“大黑”进了我们家后，一家人都拿着它像个宝儿似的。父亲在它的脑门上用红丝线扎了个穗头，在脖子下拴了个铜铃铛。每天早晨都会把刷锅洗碗的泔水拿来给“大黑”喝，还在水里撒上点麸皮或玉米面之类的给它调调口味。喝完水后就到门外的空地上遛上几圈，这时“大黑”就在地上表演几个驴打滚儿，伸展一下筋骨，然后爬起来抖抖身上的土，将头扬起张着大嘴伴着脖子下叮当的铜铃声，就“啊呃……啊……”地高歌一曲，欢呼新一天的到来。
　　“大黑”从不挑食，冬天主要食物就是麦糠。在我们看来，麦糠的皮很硬，上面还有带倒刺的麦芒，摸摸都觉得扎手，它吃起来却津津有味，就像我们平时吃虾米一样香甜。父亲照顾“大黑”就像照顾孩子一样细心，他从不直接把麦糠喂给驴吃，都是先在水里洗净，捞出控干后再喂，说这样驴吃起来口感就好得多，既扎不坏口腔也不容易上火。
　　“大黑”的确很能干，家里的几亩地无论收或种全靠它。给玉米耘地时，别人家都是一人在旁边领着牲口，一人扶着耘锄。而每次父亲耘地，都是自己扶着耘锄，“大黑”随着父亲的口令或走或停，或里拐外转，工作效率高还不随意践踏庄稼，配合极其默契，引得邻里称赞不已。活好，用着温顺，惦记它的人就多了起来。村子里常有人来借用，父亲总是痛快地答应下来，等人把“大黑”牵走了他又感到很心疼，有时还像过去老财主对长工们干活不放心那样，偷偷地远远地去监视，生怕“大黑”受到虐待。俗话说借的驴有劲，林子叔借去一下午就耘完了三亩玉米地，这样的速度是没有歇息时间的，况且天又热，来还驴时，“大黑”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湿漉漉的，汗水顺着驴腿往下流。林子叔一个劲儿地解释说：“今天真是太热了，‘大黑’出了这么多汗。”父亲痛惜地看着“大黑”，没有接林子叔的话，就牵着“大黑”进了驴棚。晚上喂驴时，父亲特意加了高粱和玉米。此后，林子叔再也没能借走“大黑”。
　　农闲时，父亲就套上驴车走村串巷，收些废品，或贩卖点水果贴补家用，这也是当初选择“大黑”的一个原因。
　　一天夜里，二叔来砸门，说二婶的阑尾炎又犯了，疼得要命，需马上去县城医治。去县城有十几里土路，那时农村里也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父亲立即套上驴车，拉着二叔和昏厥的二婶飞奔县城，父亲的棍子雨点般砸在“大黑”的屁股上，不停地喊着“驾！驾！”催它加速、再加速。到医院时，“大黑”前腿一软趴倒在地，累得口吐白沫。平时坚强的父亲愧疚地搂着“大黑”的脖子，眼里浸满了泪水。
　　农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先进的机械化生产代替了畜力，村子里的牲口渐渐少了。父母年纪大了已不再种地，哥哥多次提出将“大黑”卖掉都遭到我和父亲的强烈反对。他反复说“大黑”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要善待它，现在经济状况好了，我不缺这几个钱花。父亲每天把驴圈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撒上些干净细软的沙土，一点异味也没有，饲喂时也总选些适口性好的饲料。有一年夏天，父亲牵着“大黑”到村后的林子里吃草。“大黑”走得非常缓慢，到了林子里，面对着鲜嫩的青草似乎没有一点儿胃口，两眼默默地看着父亲，眼角缓缓流出了泪水，然后慢慢地倒下，轻轻地闭上了双眼。“大黑”在我们家生活了20多年，它无疾而终。父亲说驴能活20多岁也算是寿星了。“大黑”的死去，父亲没有一点悲伤，好像了结了一桩心事。
　　父亲用刷子把“大黑”浑身刷得干干净净，让人在林子里挖了个深深的坑，用干净席子铺了，将“大黑”抬到里面，然后再盖上一层席子，把土填上并堆了个坟堆。晚饭后，家里不见了父亲，我们去寻找，最后在“大黑”的坟边见到了父亲。任我们怎么劝也不回去，他说就是回去也睡不着觉。
　　“大黑”死了很多年了，父亲还时常去林子里转转。每次站在“大黑”坟前，久久不愿离去。
　　现在农村里再也见不到驴的影子，“大黑”在我心里成了永远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