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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入侵,临邑县糖坊村涌现出一批抗日英雄,宋光臣、宋晶亭——
叔侄齐心 抗日保国

宋晶亭


中共临邑县委旧址


  

□邓吉收
  抗日战争时期,临邑县城郊的糖坊村成为中共临邑县委的诞生地,该村也是建立村党支部较早的村庄之一。村里涌现出一批抗日英雄,其中就有宋光臣、宋晶亭叔侄俩。
宋光臣以老师身份作掩护,宣传抗日,发展党员,组织武装
  宋光臣,1915年生人,1935年考入临邑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本村教学。1938年秋去乐陵八路军军政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糖坊村最早的党员。在乐陵结业后,他仍回本村学校任教,以教师身份做掩护,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他办夜校,对青年学员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并将其中的积极分子如宋光华、宋光伦、蔡积玉等人发展为党员,成为本村的抗日骨干力量。
  1939年1月,中共鲁北七县(临邑、济阳、商河、齐河、德平、平原、禹城)工委在糖坊村成立,马冲任书记,张继孟任组织部部长,张树铭任宣传部部长,宋光臣任民运部部长,尚精诚、李湘贤为委员。
  1939年7月初,县工委决定,夺取临邑城东门伪军的武器,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以此纪念卢沟桥事变两周年。当时,守卫临邑城东门的伪军有一个班,住在东门路南一个大门洞子里。宋光臣和尚精诚商议,先派人对敌情进行了详细侦察,再制定方案。当时仅宋光臣有一支手枪,来校联络工作的一位地下党又送来了一支匣枪。宋光臣又把会使用武器的尚精贵(尚精诚三哥)找来,说明缘由后,尚精贵欣然接受并叫来好友蔡积玉,两人对东门敌情又进行了一番侦察。
  7月7日一早,尚精贵与刘来魁、蔡德礼3人头戴草帽,农民打扮,趁清早伪军刚打开城门,只有一个伪军上班之际,突然上前将站岗的伪军抓了起来,用毛巾堵上嘴,再用绳子捆起来,让蔡德礼看守,尚精贵和刘来魁两人迅速闯进伪军住所,两人手持匣枪,对正在熟睡的伪军大喊一声:“不准动!”借伪军懵懂慌乱之际,尚精贵大步上前迅速将敌人挂在墙上的枪支摘下来,捆在一起,然后才勒令他们穿上衣服。至此,一枪未发,就俘获了东门岗哨伪军11人,得长枪8支,弹药一宗。
  从此,临邑人民有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到了月末,队伍由10余人迅速发展到70多人。冀鲁边区机关特派员马英奇来到临邑,将这支队伍命名为“抗日环城大队”。一个多月后,环城大队壮大到300多人,被编为鲁北抗日支队临邑县第一大队。9月,该队两个连被编入正规部队,随萧华将军开往鲁西抗日前线。
  后来,宋光臣同其他地下党人又精心策划了多起袭击日伪军的战斗,敌人对宋光臣恨之入骨,多次到糖坊村抓捕未果。1942年初,日伪军再次突袭糖坊村,宋光臣伤重不治牺牲,年仅27岁。
宋晶亭成立“红孩子队”,搞募捐,站岗放哨做联络
  宋晶亭(1925.1-2009.12),又名宋吉明,在叔父宋光臣的引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4岁被特批为预备党员,18岁转正。
  1939年1月,处于临邑县城郊区的糖坊村虽然群众基础较好,但距县城近,又处在敌人据点控制之下,很不安全。为确保各项抗日工作的顺利开展,县委决定成立“红孩子队”,并指派已被吸收为预备党员的宋晶亭为“红孩子队”队长。队员有本村的宋光伦、宋光仁、宋吉震、蔡德温、蔡德礼,后又扩大到邻村小许家庄和小刘家庄的许本利、许本怀、刘振河等人,队员年龄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不足十岁。他们在宋晶亭的带领下,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一项又一项光荣任务。
  唱抗日歌曲。每到晚上,大人们收了工,敌人在城里也不再出来,宋晶亭就组织“红孩子”们高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日本鬼子兵,残暴真凶恶》等抗日歌曲。村里个别胆小的大人对宋晶亭他们说:“你们这样唱,叫皇军听到是要杀头的!”但宋晶亭和队员们毫不理会,并且越唱越有劲。阵阵歌声如战斗号角,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经常出现大人和“红孩子”一起唱歌的感人场景。
  搞募捐。那时,县工委没有经费来源,即使几位主要领导的吃穿,也是全靠自己家中接济解决。同志们在经济上不分彼此,走到谁家就在谁家吃饭。为此,县工委指示宋晶亭的“红孩子队”开展募捐,来弥补抗日经费的不足。宋晶亭他们先是制定募捐口号: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接着直奔在村里既有威望又支持抗日,人和蔼,且家庭较富裕的宋长亮爷爷家里。宋爷爷笑着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也干起打鬼子的事了,好!”说完,痛快地捐出一些钱。这下可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接着又找到宋长青、蔡润、秦传正、马珍、张宝珊五位爷爷和蔡长录等人募捐,都得到了支持。
  做联络。在敌强我弱、日伪军猖獗的抗战初期,县工委几个主要领导为防不测,分别住在糖坊、张仙白和贾家庄三个村。他们之间的联络任务常常由宋晶亭的“红孩子队”来完成。宋晶亭他们在常以走亲戚或割草为名做掩护,把信藏在草帽或草筐里。有时是送口信。为了不引人注意,来回路线也没有规律。即使这样,也得十分小心谨慎。
  有一次,宋晶亭去给住在张仙白村的县委领导送信,到了张仙白村后,听说杀人不眨眼的匪团“杨二团”的人去了他刚路过的路家庙村,县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把宋晶亭送到村口,并一再嘱咐一定要从邱许二庄、小杨家村绕道回糖坊村。因为在这之前,县委委员李湘贤和他带去的一名小学生就是被“杨二团”的人抓住活埋的。
  站岗、放哨、发传单。糖坊村是敌占区,离城又近,三五成群的日伪军几乎天天、甚至一天几次进村骚扰,又是抓鸡,又是要钱粮,又是搜八路。宋晶亭和“红孩子队”不敢明着站岗放哨,就在村旁设暗岗哨,密切监视城里出来的日伪军动向,一旦有情况,立即向县委报告,就是村里那几个不稳定分子出村,县委也能及时掌握。
  为了动员人民、瓦解敌人,县委领导刻印了不少传单。这些传单除了县委领导们借机散发外,其余的就都交给了宋晶亭的“红孩子队”。他们要么把传单夹在黄表纸里,要么放进馒头篮子里,趁敌人不注意带进城里,在城东街及北城海子周围散发。
“红孩子队”队员后来大都成了抗日骨干
  1940年4月2日,由于坏人告密,宋晶亭家被抄,其父被捕坐牢,他得以脱身逃到阳信避难。至此,“红孩子队”的活动停止。后来,“红孩子队”的成员大都入了党,当了干部,其中,宋吉震成长为空军某部团级干部。
  1942年,宋晶亭被组织派往乐陵军政干校学习,后跟随萧华部队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杭州市粮食局人事科长、杭州市酒厂党委书记、杭州市油脂公司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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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 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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