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付军
　　■董仲舒看到了政权的基础是民众。他说：“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
　　■董仲舒认为，权力与产业直接结合，即官员直接参与经营产业，会给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危害
　　■董仲舒主张，“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哪怕是很小的一点功德，也会被老百姓记得
　　公德，重点在“公”，心里想着公众，权力为了公众，决策服务公众，这是党员干部的公德所系。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述古代贤官廉吏爱民的故事和典句，如清朝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张伯行的《却赠檄文》等，要求党员干部学习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董仲舒的仕宦生涯也为我们留下了严守公德可学可鉴的文化内容。
董仲舒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发展
　　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就形成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理观念，董仲舒则把“民本”“民贵”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到了“为民”“安民”“乐民”的层次，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董仲舒看到了政权的基础是民众。他说：“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所谓王，就是民众归往的人；所谓君，就是没有失去他的民众的人。他看到了政权的治理需要依靠民众。他说“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什么是根本呢？遵循天道规律，注重地力耕织，以礼乐教化安抚百姓，这样政权就会稳固长久。
　　董仲舒进一步认识到政权的运行是为了民众。他说“仁者，爱人之名也”。爱民就不能苦民、伤民、杀民。他说：“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在董仲舒看来，有灾荒的年份，不能新建，也不能维修像宫殿这样的大型工程，因为劳民伤财，对百姓生活是雪上加霜，这是“苦民”举措。至于伤民、杀民，则更要严加禁止。他认为，帝王施政就要像“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为民众谋利益，休养生息。从而进一步向当政者提出了仁政德治、化育百姓的政策：“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爱民之心，溢于言表。
　　董仲舒是个有远见的思想家，对民本思想的论述，代表了古代士大夫阶层体察民情、关心民众的政治倾向，因而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重民惠民的政策主要是作为统治手段，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广大人民的真实利益出发。
董仲舒还利于民的政策主张
　　公权为公还是公权为私，以权谋私还是权为民用，是判断公德优劣的鲜明标识。董仲舒的思想主张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西汉中后期，过重的赋税和政府工商业专营政策导致了社会分化和矛盾加剧。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官僚和地主，都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把赋役负担转嫁到小农身上。上古以来的“什一而税”是合理的地租率，而当时的“见税什五”则大大超过了小农的承受能力。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明确提出“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轻徭薄赋，还利于民。
　　汉武帝对盐、铁、酒实行官营、专卖，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经济实力，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但是，这种利用公共权力控制、垄断商品流通的专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弊大于利。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价格高，“盐铁价贵，百姓不便”，官商不分，吏治腐败。对此董仲舒主张“盐铁皆归于民”，即将盐铁的生产、销售由官营改为民营，也是为民请命的侠义之举。
　　董仲舒认为，权力与产业直接结合，即官员直接参与经营产业，会给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危害。中国封建国家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有行政权力又拥有大量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这就造成他们剥削下层民众和腐蚀国家政权的双重结果。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兼并土地，用超经济的手段攫取财富，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导致了农民的大量破产和贫富严重分化，引起劳动人民的怨恨和不满，“其患祸必至”。
学习董子文化强化公德意识
　　董仲舒的民本思想、还利于民的政策主张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的社会治理来说，依然是基础性的社会理念，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传递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值得党员干部学习借鉴。
　　一是时刻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吸取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不再有阶级的利益冲突，不再把“利民”当作一种手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传统民本思想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助于提高个人道德水准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相融合，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不断发展的新成果。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绝不脱离群众。
　　二是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权力观。还利于民、“君权民与”等观念，与我们今天的“权为民所用”有相同之处。限制各级党政干部私心私欲的过度膨胀，引导权力的运用和社会价值的发挥，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绝不以权谋私，是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公德底线。
　　党员干部的公德，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公德，重点在于如何使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廉洁底线。公务员参与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很明显。其一，会造成不正当竞争，影响社会经济秩序，损害政府机关的公信力。其二，影响本职工作的开展。公务员参与经营活动，无疑会分散精力，降低工作效率，甚至产生工作失误。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极易滋生腐败。公务员受到一些经营活动的利益诱惑，极易产生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可见，规范国家公职人员从政行为，重拳整治公务员违规参与经营性活动十分必要。
　　三是时刻牢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政治规矩。公共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对群众有利，用不好，对群众有害。董仲舒主张，“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哪怕是很小的一点功德，也会被老百姓记得。但很多决策貌似为了公共事业，为了公众利益，但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所以，对公共权力的科学使用，也是对干部公德的一大考验。
　　作为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直接关系到决策内容、方向和时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党员干部公德智慧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古代贤官廉吏的董仲舒，虽然美誉颇多，但也留下了一段荒唐为政记录，《春秋繁露》记述了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组织辖区17个县、80个乡的官民，开展了一次止雨活动。这件事虽受制于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但这种寄托神明、劳民伤财的做法，不但脱离了实际，还增加了群众的负担，值得后人警醒鉴戒。
　　（作者系德州董子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