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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德”思想分析概述

绿树环绕的董子读书台。记者郭庆萍摄


  

□郭付军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唱响德州“德”字号城市品牌,今日起,本报推出德州董子研究院副院长郭付军撰写的《董仲舒“德”文化研究》系列连载,以飨读者。
  如果把董仲舒的全部理论概括为一个字,就是“德”。以德为先、以德行政、德主刑辅,是董仲舒社会哲学的思想主题。他运用阴阳学理论,从根源上论证了崇阳抑阴、尊德卑刑的自然正当性和社会必要性,是董仲舒现存文献中,阐释最充分、内容最完整的知识体系,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个人修养等理论的方方面面。除去唯心主义和帝王中心论的历史局限外,其“德”思想的内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今天的行政事务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借鉴。
关于“德”的本源性哲学认知:“阳,天之德也”
  董仲舒的“阳德”思想来源于他的生活观察,有着显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痕迹,带有十分典型的中原温带季风性气候的影子。他出生在西汉的广川国,即今天德州与衡水地区,后来到西安、扬州、高密等地出仕做官,他以中原温带地区的生活视角和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来观察自然世界。春天,由南到北,天气逐渐炎热,他认为是阳气在由南向北移动;秋天,由北到南,天气逐渐寒冷,他认为是阴气在由北向南移动。董仲舒在观察四季更替、冷暖变化的过程中,进行了理性思考,他说:“天地之常,一阴一阳。”认为宇宙间有两大势力,一为阳气,一为阴气,他们的交替运行形成了季节的变化和作物的荣枯。
  他认为,阳气是天地间的建设性力量,对万物发展起促进作用;阴气是破坏性力量,对万物发展起抑制性作用。因而得出了“阳德阴刑”“阳尊阴卑”的结论。他说:“阳,天之德也;阴,天之刑也。”进而他指出阴阳二气有各自的性质特征:“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他告诫君主,以德施政是上天的要求,也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由之路:“天之好仁而近,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天)亲阳而疏阴,任德而远刑”“(天)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
  董仲舒进而通过总结前世的历史经验,认为国家治理得好,是因为推行德政。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是德政让国家出现善治的局面。国君要坚定地把自己的仁德观念推行下去,这样百姓才能真心归附,官吏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所以,“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他理想中的盛世图景是夏商周三代,吏治严整、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万国来朝,轻徭薄赋、百姓晏安,教化大行、民风淳朴,原因是“三王之德,选贤之精”,三个朝代初期的有德之主,选拔任用贤才中的精英,如皋陶、伊尹、周公等,社会才出现了仁德深厚的美好局面。
  他在强调阳气的主导作用时,也看到阴气的辅助作用。“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权”是配合协调的意思,阳气没有阴气的配合协调,也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一人一家一村一地一国的事业成功,是多方面力量的结果,绝对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是矛盾双方的共同作用成就了事物的变化,万物的生成、社会的治理都是如此。
关于“德”的建设性价值导向:“犹春气之生草木也”
  董仲舒以德行政、反对刑杀的政治主张,是对西周“明德慎罚”、孔子“为政以德”和孟子“以德行仁”思想的继承发展。比起法家的严刑峻法,儒家这种阳德观念的应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繁荣和民生改善具有明显的建设性价值导向。
  今天,我们把这种阳德观念称之为建设性思维。建设性指维护和保证所涉及的对象向着前进的、完满的方向进展,而不是以“促退”为动机,产生抑制作用。文德治国、休养生息的建设性价值更值得珍视和推崇。
  从他“阳德阴刑”的理论出发,不管做什么事情,“犹春气之生草也”,都要像阳气催生草木庄稼一样,不断地孕育、谋划,不断地释放能量、投放物质,慢慢地生长,连续地促进,终究会长成有用之材,建成可用之物,而不能像阴气萧杀万物那样,不断摧折,造成万物空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阳德的建设性价值。
  把这种思维应用到政治生活中,就是实施德政,具体要做到“上正而下教”,上正就是选择有德君主,下教就是教育感化民众。君主如果“显德以示民”,就可以“化之以为俗”,从善如流,习以为俗,从而形成“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的可贵局面。对于民众来说,“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民众有追逐利益的本性,恶性发展对社会稳定会产生破坏性力量,但是可以通过教化来引导预防,防患于未然,而刑法则是惩罚于已然,相比之下还是教化的作用对民众更为有利。于是他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学校之官”、各级官吏每年举荐儒生人才等制度措施,推动了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可谓一言兴邦,影响深远。
  古为今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德州市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对阳德建设性价值观念的创新应用。从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德州抢抓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机遇,按照“三个高于”“五个走在前”“七个争上游”目标要求,着力在科技创新等十个方面强力突破。开展产业培植、项目攻坚、科技创新等“六大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些举措一定会将德州经济文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给德州人民创造出更多更优的红利、托起“稳稳的幸福”。
  关于“德”的向善性实践应用:“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
  以董仲舒的“阳德”观念来分析社会生活和行政实践,其中的向善性价值观念与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非常吻合,不管是企业经营还是政府行政必须沿着向阳向善向好的方向推进,就会被社会民众广泛接受,路子越走越宽,事业日益壮大,否则,路子越走越窄,资源逐步枯竭,最后走向败亡。
  董仲舒认识到,要实现政权稳固、经济强盛,就要以德政厚植政权稳固的社会基础。古代中央集权国家赖以生存的钱、粮、兵,都来源于自耕农,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支撑了中国的君主政体。他以敏锐而深刻的社会观察和历史认知,提出了“调均”思想。“调均”就是国家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干预和调控社会财富分配,防止贫富过度不均,政府的任务是要做到“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方法是“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所谓“名田”,即以名占田,在个人名义下占有一定量的耕地。“限民名田”,就是在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限制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保证小农拥有一小块足以养家糊口的土地,并以此来实现“塞并兼之路”的目的。这一思想原则是正确的,找到了社会分化动荡的根源,也能达到解决问题的效果。
  就企业经营来说,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企业的发展沿着向善向阳的目标前进,发挥建设性作用,为社会生产可用、可观、可体验的产品或服务。这样的企业发展就前途广阔。
  企业的向善性建设是沿着两个维度发展的:一是开发产品和服务,二是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前者需要尽力而为,后者需要量力而行。因开发创新产品和服务发展壮大的企业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一般看作是企业的本业本能,分内之事。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则被看作副业、业余,分外之事。实质上,公益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饮水思源,企业的源在社会、水也来自社会。特别是企业越是发展壮大,占用和消费的社会资源也越多,需要承担的社会义务也就越多,服务公众事业自然也是分内之事。
  就政府行政来说,近年来,德州市把推动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我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2023年上半年,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1.3%,高于上年同期2.7个百分点。创新建立社会大救助体系,荣获全国社会救助创新实践活动优秀案例。耕地保护利用、医改等工作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获批全省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新改建中小学校15所、公办幼儿园31所,新增学位2.5万个。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常态化实行“单月接访、双月上线”,在市县两级部门(单位)创新设立群众工作科或专人专岗,建立“一网统管、一办到底”闭环机制。这些惠民利民的措施和成绩,既能为群众带来可观可用的便利实惠,也得到了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
  关于“德”的强制性措施保障:“除而杀殛(jí)者,行急皆不待时也”
  人性的善恶问题,争论不休,各有观点。孟子说性有善端,“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善是人性的伪装、假象;董仲舒试图调和善恶之间关系,“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也”,他认为人性是一个善恶的复合体:“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仁政如果没有刑罚的补充和支持,不可能成功,他说:“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他认为君主既要实行礼乐教化,也要“设罚以畏之”“畏之而不恶”。没有刑罚的强制性约束,将无法节制人们的情欲,对违犯道德礼教的行为也无能为力。他说,司营这一官职的任务是“防灭其恶,绝源塞隙,执绳而制四方,至忠厚信”。刑法制度的作用是遏制人性之恶的膨胀发展,为社会有效治理保驾护航。
  董仲舒特别重视考核对官吏的监督作用,他对前代考核方法进行了研究,通过独立的观察和思考,为当政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考核方法体系。注重实绩是古今通用的一条考核原则。董仲舒说“揽名责实,不得虚言”,要倾听群众的反映,看看他的名声好坏,更要考察实际政绩,在实践中检验官吏的治理成果和实际贡献,绝不能用虚有的名声来代替官吏的实际表现。以实绩考核,也以实绩定赏罚。“赏不空施、罚不虚出”“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劳多的就多赏,罪过多的就重罚。这样,政府官吏就会各守其职,精心治理,各尽其责,认真自觉地办好自己的事情,争先恐后地为君主建功立业,而君主也能够垂拱而治,轻松地治理天下了。
  古今一理,在2023年德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和2022年市纪委全会公报中,为保证社会治理措施的有效性,德州党政机关坚决守牢发展底线,特别要守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金融风险、社会稳定等几条底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坚定不移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持续深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坚持不懈深化作风建设,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深化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深入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充分发挥巡察利剑作用;健全完善监督体系,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是对整个社会善行德治的有效保障和有力促进。
  对于企业而言,强制性管理制度是企业的内部“法典”,是全体职工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准则。企业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活动中制定的各种规则、章程、程序和方法,一经制定,就有了“法律”意义,必须认真贯彻,乃至强制执行。否则,就会漏洞百出,侵蚀消耗,走向败落。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汉书》说他是当时的“儒者宗”“群儒首”:“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他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观点,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浸润滋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文风貌。在今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深入研究董仲舒“德”思想,汲取传统政治智慧,挖掘宝贵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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