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是永远跟党走的一家。
　　祖父朱永峩1890年生，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民，虽然不识字，但他朴素的做人道理，一直影响着我们家族，也渗透在我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
　　爷爷最爱讲的是岳飞精忠报国、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最信奉的是家堂轴子上的“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这句话，每年春节都虔诚地将家堂轴子悬挂起来，不厌其烦地对家人谆谆教诲：对国家要忠，对老人要孝。
一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齐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久，爷爷毅然把伯父和尚未成年的父亲送去参加八路军。伯父朱执棠（1910—1995），参加革命后改名朱尚木，中共党员，1941年8月至1945年期间担任河西（长清）县第四区（驻腰站）抗日民主政府区长；父亲朱执清（1922—2004）随河西县情报二分站站长朱荣章（原名朱执台）在黄河西一带隐蔽战线搞情报工作，千方百计为组织搜集情报。1942年夏，父亲探知前楼据点伪军中队长张大成要带一个排去辛店屯据点这一确切消息后，立即秘传给情报员明耀中，继而由其传报给县大队，在郭陈、大明两村之间设伏，出其不意，活捉张大成等一个排的伪军，缴获全部枪械。1943年5月，腰站据点的伪军抢了周围老百姓200多头耕牛，准备向济南的日军献贡，掌握并分析这一情况后，父亲和伯父谋划，密报河西县大队。县大队派窦秀岩率一个排，化装成从济南来的特务队，先行潜伏在高粱地里，黄昏时分跃上公路，掖着匣枪、歪戴帽子、醉醺醺的样子，沿着公路向腰站据点靠拢。据点伪军岗哨问：“哪一部分的？”走在前面的战士就骂他“瞎眼么！”大摇大摆走进据点，一枪未放，将110多名伪军俘获，烧掉炮楼，将牛全部夺回，归还老百姓。
二
　　1943年，日伪军疯狂残杀抗日军民，以抗日家属罪名抓走爷爷，从前楼村据点押解到辛店屯据点，皮鞭抽、火钳烙、吊梁头、老虎凳，酷刑用遍。爷爷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被打得皮开肉绽，咬紧牙关“就是不知道”，半年多，九死一生，始终没有吐露八路军抗日区队的一点信息。后经过地下党组织通力营救，才死里逃生。爷爷念念不忘是党救他出了火坑。1954年，我刚上小学，爷爷当时摸着我的头喃喃地说：“孩儿啊，要好好念书，长大了，报共产党的恩。”爷爷把“忠”的基因传给了后代，71岁去世。
　　新中国成立后，伯父朱尚木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多年任天津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1970年离休。1995年去世。父亲朱执清在村里务农，曾多年担任村干部。他能写会算，谁家有红白事都请他帮忙，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父亲于2004年83岁寿终正寝。他们的事迹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三
　　1968年，我高中毕业，当年10月，到齐河县胡官屯公社中学担任语文和政治课教师。当时我就立下誓愿：一生要坚决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立德树人、勇于奉献。1978年，我在齐河县第十一中学担任高中的语文和政治课，课时多，任务重，但我没有退缩，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即使后来担任了学校教导主任、副校长，还一直兼任班主任，并担任多个班的思政课。1987年12月22日，紧张工作中我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医生要求绝对卧床，经输液治疗53天后，病情稍有好转，我就在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整理历届高考题，分析每部分考点，编制综合练习题。医生批评我说：“你不知道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么？”我微笑着回答：“因为只有一次，才更要活得有意义啊。”1988年3月2日，我把省立医院医生开的病休证明藏起来，又走上了讲台。组织上为此给了我很多荣誉：1986年，获德州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并被齐河县委、县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获德州地区优秀教师称号；1997年、2004年两次被齐河县委、县政府评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17年9月，获全国“乡村学校从教30年”证书。
　　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周末和节假日也无暇休息，很难顾及十几里外农村的家。照顾老人和抚育孩子只能指望爱妻武春兰，她几十年如一日，一边种责任田，一边孝敬奶婆婆和公爹、婆母，还要照顾几个上学的孩子，赢得了乡亲们的称赞。
　　2008年1月，我退休了。我是共产党员，人退休思想绝不退休。我积极参加离退休党支部组织的集中学习活动，党支部号召参加“学习强国”平台的学习，我就把老年手机换成智能手机，让儿子教我使用，每天坚持学习。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积极参加防控疫情的志愿组织，并向党组织交特殊党费500元。如今，女儿、女婿、长子、次子都是共产党员，刚大学毕业的孙子也是培养两年的入党积极分子，我们一家，感谢共产党，是党让国家越来越强大，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一定听党话、感党恩、永远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