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刘格平与当年一起参加马夹河暴动的战友刘全禄（中）、胡林晓（右）合影

□本报特约撰稿人 朱殿封
　　为什么七七事变爆发仅8天，冀鲁边区便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为什么七七事变短短37天后，共产党员杜步舟、周凯东能够组建起华北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6团，打响了冀鲁边区抗战第一枪？为什么冀鲁边区最先成为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有一位共产党人最早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
　　他，就是刘格平。
一
　　1922年金秋时节，刘格平从天津回到家乡河北省沧县大堤东（现属孟村回族自治县）村。因家境败落心情很糟糕的堂兄刘子芳、族兄刘景泉和13岁的姑家表弟王俊峰闻讯赶来看他，听他说说城市里的新鲜事儿。
　　身穿学生装、时年18岁的刘格平，拿出带来的《新青年》《丝语》，“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学作品、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文章、宣传品送给他们：“你们拿去看吧。现在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军阀混战，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地主、资本家压榨农民、工人，劳苦大众苦不堪言。中国要强大，民众要翻身，就得变个天！”
　　“变天？怎么变？”三双眼睛齐刷刷盯着刘格平。
　　“打倒军阀，打倒地主、资本家，让民众当家作主人。”
　　“那，你家不是……”
　　“我家也不例外。”刘格平坚定地说。
　　刘格平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家有土地千亩，宅院成片，村里许多佃户长年租种他家的土地或给他家扛活。几年前，刘格平去南京北洋军阀办的一个军事学校学习，1921年春毕业后又到天津法国人办的工商大学的补习班学习，其间接触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了张隐韬、于方舟、于树德等共产党人。1922年夏天，张隐韬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是受中共顺直省委（河北、天津、北京区域）派遣，来津南地区发展团员、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刘子芳等三人疑惑地问刘格平：“这事有谁领头干呀？”
　　刘格平说：“共产党领头。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压迫剥削，主张人人平等。共产党领导下有个组织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员，你们要是愿意也能加入。”
　　“兄弟，你家这么大家业，你都舍得不要了，我这个破落地主的儿子还怕啥？”刘子芳说。
　　“这个组织的主张好，我愿意加入。”刘景泉说。
　　王俊峰热烈地说：“表哥，我也要当团员，给穷苦人争饭碗。”
　　刘格平说：“那好，咱们行动起来，联系更多的进步青年入团，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不久，刘格平介绍刘子芳、刘景泉、王俊峰，和本村五六个佃农及一部分年龄大些的小学生入了团。1923年2月，团员们在大堤东村秘密开会，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刘子芳任团支部书记，刘景泉任组织委员，王俊峰任宣传委员。
　　接着，刘格平、王俊峰等到盐山、沧县、庆云、乐陵一带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团员、团组织。到1925年底，冀鲁边区创建了韩石桥、挂甲林、新县镇、谭庄、纸坊、盐山和沧县中学等十多个团支部、团小组，大堤东团支部扩建为团工委。革命火种落地冀鲁边区。
二
　　又是一年金风动。1926年7月，于方舟、李季达介绍刘格平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刘格平无比激动，他默默下定决心，一辈子跟定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9月，他受中共顺直省委派遣，作为党的津南地区特派员到家乡一带发展党员、党组织，冀鲁边区大地上留下他一串串脚印：
　　他穿行于家乡大堤东、直隶沧县二中、省立泊头第九师范、盐山、吴桥、南皮、河间、献县，还有山东的庆云、宁津、乐陵等县的学校和乡村，先后介绍刘子芳、王俊峰、刘景泉、胡恒熙、马振华、武大风、范廷俊、马全振、郝树模、刘玉潮……一批思想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他在大堤东建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杨庄子建立庆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县立马村第三高级小学建立南皮县第一个党支部；在沧县二中建立沧州第一个党支部……
　　他见基层组织已成规模，请示中共天津地委批准，1927年2月，在大堤东刘子芳家中主持建立了中共津南特委，他任特委书记，刘子芳任组织委员，邸玉森任宣传委员，刘清廉任军事委员。
　　这是津南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随之，又成立了中共盐山、庆云、沧县县委；河间、献县联合县委；在乐陵、盐山交界建立了杨马连工委；在宁津建立了城东工委等一批党的地方组织。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一粒种子，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大堤东首任党支部书记刘子芳，他家的地下室是津南特委联络站，也是印刷《红旗》报的地方。他为筹备革命活动经费，变卖了家中数十亩土地和一处宅子。
　　王俊峰在盐山县发展植才小学校长王佩琪入党，建立党小组；在乐陵县李介家、史家坟、王皮家等一带活动，发展贾震（贾振声）等人入党。
　　马振华、苏一华发展乐陵县许家小学教师杜步舟等人入党。
　　刘玉潮发展南皮县黑龙村给地主扛活的长工王继堂和另一名农民入党。
　　萧卓之、冯振奎发展关锋（周玉峰）入党。
　　关锋发展马秀生、赵子贤、撒纲举等6人入党；撒纲举又发展郝甫龄、范忠厚、王玉忠入党。
　　……
　　冀鲁边区共产党员、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雪球”越滚越大，革命烽火如火山喷发前积蓄着力量，为日后开展革命斗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三
　　1927年华北地区春荒，冀鲁边区一带农民吃树皮、树叶、糠秕、野菜度日，地主趁机敲诈勒索，囤积居奇。
　　刘格平与中共河间、献县联合县委书记刘清廉商量：“我们不能看着穷苦百姓活活饿死，我们组织党员发动农民同地主展开‘借’粮斗争。”刘清廉完全赞同。
　　刘格平、刘清廉带领党员骨干在献县杜生镇（现属沧县）周围村子里以表面传教的名义，向村民讲述军阀坏，地主狠，穷人苦；要活命，团结紧，“吃大户”，向地主“借”粮度春荒。刘庄有个小军阀，在旧军队里当旅长，家有上千亩土地，剥削穷人，广有积蓄。刘格平、刘清廉决定从他身上开第一刀，发动各村村民相互串联，约定第三天中午前去“借”粮。
　　是日中午，刘格平、刘清廉领着100多名农民装作过路先行进了刘庄，走到这家地主大门口，转身涌进院子里。地主立时慌了，招呼几十个家丁、雇工、佃户阻挡。“借”粮队伍有人把住大门，有人向雇工、佃户做宣传，有人跟地主说明来意：“我们没有饭吃，来借点粮食，等年成好了再还你。”地主不借。片刻，三四千名农民蜂拥而来。有一个佃户悄悄告诉，地主家的粮仓在东北角的一个院落里。几个农民代表领着大家来到仓房门口，打开了粮仓。众人闯进仓库，有的用口袋装，有的脱下衣裳用袄袖、裤腿装，上千名农民“借”到粮食走了。
　　之后，刘格平带领500多名农民再到杜生镇上几家大地主家“借”粮。走在镇大街上，县当局得到消息，给镇上的地主保卫团打电话，让派兵抓为首“借”粮的。刘格平考虑到“借”粮人数少，力量不够，即刻改变计划，让大伙有组织地散去，以后再想办法。他对“借”粮代表们说：“你们在人群中隐蔽起来，他们抓了普通百姓会很快释放的。”
　　保卫团开到街上，抓了三个农民送到县城，也没问出什么。刘格平他们从中活动，三人都被放了。这次“借”粮轰动了平、津，反动当局在天津《益世报》上污蔑是“赤匪作乱”“武装暴动”。
　　“四一二”为开端，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残酷屠杀。血的教训再次教育了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要建立新中国，必须自己组建武装。1928年春天，刘格平与特委决定，分别以庆云和河间县东部沙河桥一带为中心，在这两个地方搞武装暴动。刘格平负责组织庆云武装暴动，李怀才负责组织河间武装暴动。这次暴动失败了。
　　1934年4月，刘格平又组织了马颊河大罢工，他与中共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等共17人被捕后押往北平（北京）判刑。他刚强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1944年4月出狱后随即投入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刘格平曾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等职。他是中共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1992年去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