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从北京传来好消息：我的180万字的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上、中、下卷）获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四人帮”兴亡》是我付出精力最多、经过20多个春秋采写终于完成的长卷……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以明朝顾炎武的《海上》一诗，来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这创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哀鸿遍野，冤狱遍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处女地，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尸骨如山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
　　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12万字的中篇小说 《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上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0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我一边作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慑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扬扬、大灾大难的10年，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文化大革命”大幕背后的一切，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
　　我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
　　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巴金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485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130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10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