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夏津农村，记得小时候村里有3个 “公家人”：一位是邻居杨大爷，他在县供销社上班；一位是村东头的宋大哥，他在县新华书店上班；还有一位是本家的滕二爷，他在公社的油厂上班。这3位 “公家人”虽然和我们同在一个村里，却和乡亲们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的衣服是平整的洋布做的，我们的衣服都是粗糙的家织布做的；他们出门骑自行车，我们出门靠两条腿；他们的腰带上挂着一大串亮晶晶的钥匙，我们的腰里多数挂着一两把钥匙，还是锈迹斑驳的。总之，他们是村里乡亲们羡慕的对象。
　　那时，我只有七八岁，和宋大哥的女儿同班同桌，我非常眼热她那印着 “为人民服务”的帆布绿书包，还有那个漂亮的文具盒。因为我的书包是粗布的，没有文具盒，也没有蜡笔。有一次，我回家向母亲闹着要帆布书包、漂亮文具盒。母亲叹了口气说： “孩子，人家爸爸是上班的，你爹是种地的，等你考上大学上了班，挣了钱就什么都能买了。”那时候，我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要上班挣钱。
　　上班成了我的梦想。我相信在那个时代，上班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村里许多人的梦想，因为那时候农民的生活太苦。可那时候要上班谈何容易！县里就那么几个工厂、几个部门，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考学几乎是离开黄土地的唯一途径，可考学又何尝不是难于蜀道！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一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了民营企业家。我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却顺利地被一家民营企业招聘到办公室担任秘书，后来又被招聘到机关单位，实现了我的“上班梦”。
　　县里成立劳务输出中心后，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到外地打工，北京、上海、深圳，甚至是韩国、新加坡、俄罗斯都有他们的身影。几年下来，这些人有的当上了企业骨干，有的回家办起了自己的企业。上了班的农民，腰包鼓了，买手机、戴首饰、骑摩托车，样样不比城里人差。
　　现在，农闲季节难见到闲人，许多农民趁农闲季节到附近的工厂打工，上班再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滕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