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文开创三角瓶“古贝春”（二）

　　张子文进厂那年45岁。他是个干过20年区委和公社党委书记的人，与“谷子、高粱、三类苗”打惯了交道，踏进酒厂大门却成了“门外汉”。
　　不过，张子文坚信一条，当一个领导干部，不管哪行哪业，单位大小，其以身示范，善用能人，开拓创新，都是制胜的法宝。
　　到厂不几天，他就调查清楚了马绍星是把酿酒的能手。
　　马绍星，惠民县人。识字不多。从解放前十几岁就在民间的酒作坊里干活。武城酒厂建厂初期把他调进来。他凭经验抓一把出窖的酒醅，攥起拳看一眼指缝间的水份便知出酒率高低，闻一闻味道就能测出酒质的优劣。他曾任生产车间四个酿造小组的第一组组长。四个组同样下料、用工，同样生产工艺流程，他带领的小组总比其他三个组出酒多，酒质好。有“马铁头”之称。
　　武城酒厂由于多年只能酿造一点瓜干白酒，老马一身技艺无用武之地。“文革”中，“领导靠边站，群众打派战，生产无人管”，他生气返回老家种地去了。
　　张子文把马绍星请回到厂里，与他合计烧“高粱大曲”酒，并让他负责试制生产。马绍星没有思想准备，愣愣地望了张子文半天，说：“能行吗？”张子文问：“你过去曾酿过什么粮食酒？”老马答：“来武城以前酿过高粱酒，小米酒。”张子文高兴地站起来，握住马绍星粗壮的双手：“这就好了。老马，咱要先烧高粱大曲，再搞特曲和更高档的纯粮白酒，创名牌，振兴企业。”见马绍星矜持犹豫的样子，他又补充说：“是的，要搞好酒，当前我们的条件太差，缺资金，少原料，无生产厂房和设备。这些困难都由我去克服。你只要能把好酒酿出来，我张子文就谢谢老哥了。”马绍星经历了多少任厂领导，还没碰上过像张子文这样敢说敢干的哩，他望着张子文这条硬汉，激动之言脱口而出：“张书记，就冲你这个人，我马绍星若烧不出好粮食酒，就自己卷铺盖滚蛋！”
　　伯乐善识千里马，千里马有幸逢伯乐。张子文在武城酒厂的创业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不到两个月，马绍星带领他的弟子们就把“高粱大曲”烧出来了。窖池一打开，热气蒸腾，浓烈的酒香味儿彻底驱走了弥漫多年的地瓜干酒的苦涩气。广大用户闻香而至，无论灌瓶或散装销售，每天都是抢购一空。张子文见状立即招工，建厂房，增设备，扩大生产。
　　与此同时，张子文又考虑到产品的另一个销售层面——机关、商家和大众群中招待贵客，“高粱大曲”是不能适应的。为此，他让马绍星新建了7个特曲池，要试制以红粱、小麦为主要原料的特曲优质酒。马绍星首先带领几名生产骨干，连夜奔赴兰陵、曲阜、洋河、泸州等名酒厂家学习取经，博采众长。回厂革新制定出高温曲、低温发酵、清蒸清烧独特工艺流程。
　　在简陋的敞棚里试制优质特曲酒，这是一个决定武城酒厂命运的时刻。张子文和马绍星，从窖泥培植到选择原粮，从原料粉碎到入池发酵，再到酒秕翻拌、蒸煮摘酒等，道道工序严格把关。一连几十个昼夜，两人恪守在生产酒班，几乎形影不离。水壶放在窖池旁，渴了就“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困了，拉片苇席在地上打个盹儿。俨若善良的老太婆时时刻刻守着临产的儿媳妇一样，期盼着小孙子诞生的那一刻。
　　1976年5月，“武城特曲”试制成功，并很快投入批量生产。1977年初夏，山东省白酒工作和白酒评优两个大会，同时在武城县委招待所召开。“武城特曲”带着她色清、香浓、味醇、甘美的独特风格，在武城酒厂的历史上，破天荒地闯进了齐鲁名酒的行列，获感官评分第一名，令一些白酒酿造历史悠久的大厂家甚感震惊。买酒的大车小辆络绎不绝，只有张子文批条子才能买到。原来岌岌可危、连年亏损的武城酒厂，由此发端，两年就向国家交税60万元。（当时钱很实，粗细粮价每斤一角钱左右，干部职工月薪三四十元）。
　　俗语云，冷烧酒，热打油。夏天高温季节，酿酒车间封池停产了，烧酒的人都放假回家了。
　　此时，年已半百的马绍星也打起行囊准备回家看看一家老小。为了酿造粮食酒，他没日没夜，几乎每天24小时连轴转，背都累弯了，人也瘦了不少。因为他一年到头只有夏天和春节回几天家，所以他的徒弟们总要来为他送行。有的说：“马师傅为武城酒厂可立下了汗马功劳！”马绍星是个厚道人，听后笑笑说：“不是张书记，哪有我老马的功劳！”
　　话音刚落，张子文一步踏进来，手里托着两只德州扒鸡和一包块糖。他也来为马绍星送行来了。高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