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晨报》报道，1月8日，中国烹饪协会表示，其起草的国内贸易行业标准《早餐经营规范》将于2008年5月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范围内首个早餐标准。其中规定，早餐亭、早餐车必须隶属于早餐经营供应单位，早餐经营供应单位必须是连锁企业；有统一加工、配送中心；统一品牌、形象、产品和服务；配送食品要留样。这也就意味着以后个体的煎饼摊、馄饨摊将被取缔。
　　读到这样的消息，往往让人悲喜交加。对于大多数公众和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早餐可能会更卫生、更营养；但如果因为这个行业标准而将那些煎饼摊、馄饨摊淘汰掉，可能会有一大批人 “饿肚子”。毕竟 “连锁”的早餐点能有多少、垄断经营价格能否承受，会不会出现垄断经营的 “霸王餐”等，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同时， “行业标准”的出台，可能使这些个体的煎饼摊、馄饨摊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其卫生等条件更为恶劣，从而使早餐市场在这样一个悖论中形成恶性循环，显然，这不是公共政策价值的体现和终极追求所在。
　　近年来，很多公共政策都具有这样一种倾向，无论是现在的早餐行业标准，还是前不久 “虚惊一场”的 “国标馒头”，对那些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诸如煎饼摊、馄饨摊小商贩、弱势群体的利益，都有点漠视。比如，在行业标准出台之后，那些被取缔的煎饼摊、馄饨摊个体，如何为他们另辟其他生存渠道，解决其基本的生存问题，其经济上的损失如何弥补等等，公共政策却语焉不详，没有这方面的细化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作为社会公器的公共政策，理应更多顾及弱者利益，弱者受益越多甚至最多的政策才是好政策。包括煎饼摊、馄饨摊个体小商贩在内的弱势群体从公共政策中受益最大，理应是公共政策所秉持的基本品格和“天赋”气质。惟其如此，所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也才能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