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地说，我对《高兴》(贾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的封皮不“感冒”，那贼红贼亮的“高兴”，竖排，堵在封面，对于一个有悲伤“内核”的小说而言，实在堵心。周边几个穿皮鞋的男女，基本与农民无关，还有车子、房子，漫画式的，难免使读者误解此书纠结着一团子灿灿喜气。
　　其实《高兴》就是本饶舌的书。我们就随着老贾一道饶舌吧：城市屋檐下，看拾破烂的刘高兴、五富、黄八，在垃圾桶里扒拉，早出晚归挣个十元二十元的；看他们去咸阳挖地沟，指头都扒出血了；看五富在挖沟时突然昏厥，脑出血；看五富死了，刘高兴就背尸一路行走、乘车，没日没夜往清风镇赶。这都不是高兴的事儿，这是在心底沉了块大石头的压抑事儿。而刘高兴们，就像几根鸡毛。对，鸡毛！从陕西农村吹向西安的鸡毛。他们轻飘飘地，偶然栖落于西安池头村的剩楼(烂尾楼)，在悲苦中完成了一个轮回，又像是远远未完成。
　　在城市里，没人认为一根鸡毛比一条钢筋或一种小吃更重要。可是，刘高兴偏不，他固执地认为，鸡毛也是重要的。他想活成有价值的鸡毛，他是淳朴的，憨厚得令人惊讶。这个有味道的青年农民，是鸡毛里的另类，很容易让人想起孙惠芬《吉宽的马车》里的吉宽。不过刘高兴在城市，勤快；吉宽在偏僻的乡村，懒惰，但他们渴望飞翔和诗意的本质殊途同归。
　　估计会有论者指斥《高兴》肤浅，过于理想化。本来，一群城市拾荒者，过着“下流”的、沉重的、单调的生活，得像一根被拉断的弦，崩出撕裂悲怆之音，得像尚未愈合的痂又添新痕，硬生生带出团团黑血。我所理解的刘高兴们，的确生活在最底层，但现实中的农民你无法脸谱化。生命在极度贫穷的状况下，固然遭受本能欲望的驱使，派生出卑微、荒谬和无奈，却绝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是健全的人。那么贾平凹借助这群拾荒者为载体，释放出粗俗的浪漫、激情、不被城市的恶所同化的力量，就只有一种可能：以巨大的人文情怀，来对抗日益物质化的城市。
　　贾平凹的人文情怀，一是来自对世界城市化的深度怀疑；二是以农民的原始意识引出现代化发展对道德的破坏。它主要集中在刘高兴身上。刘高兴眼里的世界，像苦涩的杏仁，却镶了道甜蜜的花边；刘高兴的心灵世界，大而空阔，虽集结了农民式的狡猾，更多的却是糯米一样的温厚柔和。可惜，贾平凹的关注到此为止，他强力推出了刘高兴，孜孜不倦，却对城市本身险恶的一面涉及太少，这就使《高兴》成为一个表面的故事，难以触及更深层的、可容社会广泛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