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话 一个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人文素养的培育，乃是地区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千秋大计”。当前，随着国内各地区域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区域性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化品牌的打造，离不开对地域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传承和发扬。我市著名作家、德州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刘金忠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德州地域文化的整理、研究、传播工作，为德州地域文化事业的发展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为激发德州人对于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提升大家建设富足、文明的“有德之州”的责任感、使命感，激励大家以饱满的热情踊跃投身于家乡的文化建设事业，本报特刊发刘金忠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德州地域文化的三次高潮》一文（有删节），敬请关注。
　　“德州地域文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一次新的发展机遇时，德州一些比较注重独立思考的人士的一种不甘人后的创造性思维；也是德州本身发展对于学界的一个要求、一个召唤！德州，是中国腹地地域文化的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样本点。它所反映的兴治规律和文化特征，与中华民族文化史的发展轨迹共同着步伐，是研究中华民族兴治规律的非常典型的样本点。而其中的异同之处、融汇之点，则是我们尤应着力之所在。德州，应该、也必须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德州“地方志”的第一则记事，便是“禹疏九河”。而禹是作为舜帝的“河务大臣”（姑妄言之）奉命治水的。德州的有人物活动的历史，发端于舜帝当政之时。这个时期一向与尧帝主政的时代合并称为“唐虞时期”。嗣后每当历史转折之机，总有德州人的身影活动其中，或登高呼吁，做出开风气之先的壮举；或率先发难，而置自身安危于度外。粗粗排队，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具有改写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含重要人物），有十一项之多。因此可以说，就文化研究的资源而言，德州决不逊色于全国大多数同等城市。而问题恰恰在于，这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与利用。
　　由于并不复杂的历史原因，德州的地上文化遗存几达荡然无存之境。因此德州呼唤地域文化研究的呼声也就显得格外强烈。本人置身于德州的具体环境之中，对于这种呼唤感同身受，因就个人思考所得，不揣鄙陋，抒其大略，为此抛砖引玉之文。
一、两汉兴文 三策固本——德州地域文化的肇基
　　春秋战国以降，经过了秦始皇的短暂统一之后，由于嬴政的统治方式的残暴与生活方式的荒淫，中国再度陷入了战乱之中。这种诸侯蜂起的局面，经过数年的战争，最终以汉王朝对中国的统一宣告结束。汉王朝开始了它的文治与武功统筹兼顾的经略、谋划。这一番谋划，不但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大概范围，而且为我国中古文明夯实了基础。其中汉武帝长达五十余年的治理，实在是值得后世为之庆幸的。而重用董仲舒，采纳他的“天人三策”，是历来受到关注最多的可圈可点之笔。“天人三策”的内容分别是：大一统；崇儒学；设立太学、培养和简拔优秀人才以分别授予不同职守。这三点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崇尚儒学”一策，曾经被误会为“禁绝”百家、独尊儒学。这一点不符合汉代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加以廓清，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据《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圣上喟然叹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基于此，著名史学家柳诒徵先生认为：“世多谓汉武帝绌诸子，崇儒学，为束缚思想之主因。然古先圣哲思想之流传，实武帝之功。以功为罪，正与事实相反。”由于采用儒家所倡导的“秩序、伦理、敬业、创造”的思想统一了全民族的思想，所以“故谓汉代之民，最能尽国民之义务。汉之国威膨胀，因以迥绝古今，不可弟美于一二帝王将相也。”由此观之，历来所以为的“儒学误国”之说，以及“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所播撒的恶劣至极的消极影响，皆属荒谬不经之说。至于后世将儒学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份上，实应由“宋明理学”负责！只不过，限于篇幅，它的得失利弊，已不属于本文研讨之范畴了。
　　总论两汉，实是为伟大的中古文明奠定基础的时期。此时，封建制度正值青年时期，比之于它脱胎而出的“奴隶社会”与奴隶制度，社会正在走向进步。德州能够在这个时期提供了为数不菲的极具特色的人才（如东方朔、赵苞、弥衡等），特别是提供了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企划家”董仲舒先生，从而为中古文明夯实了基础，在相当程度上为后世两千年的历史走向划定了轨迹，也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提供了范式，是德州地域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以致于后此出现的“士族门阀制度”下的“崔、张氏族”及其他望族，一时人才济济，显示了汉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流风余韵！同时也证明着汉文化曾经的强大与辉煌！甚至可以说，“科举制度”这样一个科学的干部遴选政策于隋朝的出现，都能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第三策中，找到它的种籽或胚芽。总之，现在是洗清它所蒙受的屈辱与污垢的适宜时节了！
二、隋唐一统 惟强者容——德州地域文化的勃兴
　　与汉王朝明确宣示“明犯我天汉者，虽远必诛”的强势国策不同，唐王朝一开始就执行了一条刚柔相济的、以“民族大团结”为特色的路线。有史家认为，这是它后来亡于“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不过一开始，这种政策给唐初盛世创造了重要的条件。《通鉴》载太宗李世民曰：“太宗尝谓待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虽有自夸之嫌，而实则大抵可信。在这样一种兼收并蓄的包容政策的指导下，唐王朝取得了辉煌的治绩，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史册上的骄傲之一。
　　这是中古时期，继西汉盛世之后的第二个为史界所公认的盛世。
　　作为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德州”，诞生于稍早于这个时期的隋朝，治所在安德县 （即今陵县）。而有唐一代，德州也曾叫过平原郡。关于建置之初的德州与平原郡的关系，囿于篇幅，兹不详述。此时的德州（平原郡），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唐代根据各地户口、财赋和对于中央财政的贡献，把天下州、郡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次。德州以年贡绢帛六万匹而位列上郡。
　　这个时期的德州，为中国文化史提供了科举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孙伏伽。还涌现了著称于史册的农民起义英雄窦建德、高士达、孙安祖、刘黑闼等，以及著名诗人孟云卿、孟郊。和其他遭受到并非莫名其妙的“大批判”的事物一样，“科举制度”也是近世以来倍受诟病的古代典章制度。人们注意到了它后期的诸多弊病，而对于它在诞生之初的进步意义，缺少必要的关注。科举制度在诞生之初所表现的进步意义十分显著。在没有科举制度以前，干部遴选之策，还是沿用了一种由魏晋南北朝时期倡导的 “九品中正制”衍化而来的 “士族门阀制度”，当官的世代为官，为民的世代为民，是这种制度的主要特征。“学而优则仕”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因此，在科举制所代表的社会公平原则面前，九品中正制和士族门阀制的不合理性显得十分明显。因此，科举制大得人心。也因此，它被认为是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文官制度。这样一种代表时代前进意义的典章制度与先进文化，它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孙伏伽，诞生于德州这片国土上，是德州的幸事之一，也是历史留给后世的一个极富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历史前行了100多年，唐玄宗时期，“藩镇割据”之势甚剧。当时，全国分为十镇。安禄山一人出任河东、卢龙、范阳三个镇的节度使。可谓势焰熏天。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大举三镇之军力反叛唐王朝。时名士颜真卿任平原郡太守，与他的从兄颜杲卿联合河北十七郡太守、将军，“集兵廿万，横绝燕赵”，并且在平原郡城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毅然献出当时是自己独生儿子的颜颇作为人质，到友邻部队去请求救兵，表现了一个封建政治家崇高的职业道德。颜公大义凛然的举动，感动了平原郡的人民，人民给了这位封建政治家以全力支持。孤悬敌后的平原郡一时出现了“仁者赴仁，义者赴义，勇者不敢爱其力，智者不敢秘其谋”的动人场景。文天祥在他的古风长歌《过平原》中咏道“……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贼牵制公威灵”，是后人对于颜真卿在平原郡之役中所表现出来的杰出作为的准确评价。颜真卿所表现的文化人格，是儒家思想“成仁、取义”人格理想的崇高典范。誉之为“养浩然正气，法古今完人”，当不为过。颜真卿用一生的实践，给历史阐释了什么叫做“视死如归”，怎样才算“从容就义”。后人因评价颜真卿那磅礴大气的书法风格时说，这和他对国家、民族、江山社稷的忠诚程度是成正比的。我们不妨说，颜真卿所留下的这笔财富，是德州地域文化史上最值得珍重的篇章。具有着完美的儒家风范的颜真卿在德州奠定他一生的政治基础，并留下了有着极其崇高审美价值的颜体楷书代表性作品 《东方朔画赞碑》，不但给德州地域文化增加了光彩，而且已经融入、铸成了德州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魂魄！
　　□刘金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