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王立群教授依据他在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上的讲稿写成的。粗读一遍，感觉全书具有专家功力、通人见识、文士笔法三大特点。
　　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过一个史学专家的标准：无一字无来历。亦即说话要有根据。在史学领域，衡量一个作者是否够专家水平，首先要看他讲话是否有文献依据。
　　此书的一大优长，就是作者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他的每一句话，虽然未表来处，却都力图以学术做根基。甚至在某些议题上保持沉默，也会有学术考虑。笔者惊奇地发现，在这部讲《史记》的书里，居然无一语涉及司马迁的生卒年。诚然，这是个有分歧的问题，卷舌不用胜似轻下断语。
　　专家品格与通俗并不矛盾。因为，通俗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其前提，是功力。有功力垫底，通俗才不至于变成滥俗，才不会变成婆婆妈妈的胡言乱语——尽管滥俗时常冒充通俗，婆婆妈妈的胡言乱语同样需要有半瓶子醋垫底。所以，通俗不是专业水平的堕落，而是专业水平的升华，是专家向通人的跨越。
　　“通”，就是看穿、看透。司马迁考上古之史，特拈出“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只有心知其意，才能做到通，才能区分“通俗”与“滥俗”。《史记》中有一位廉洁而无耻的佞人，名叫公孙弘。王教授评价此人，说他打通了隔在 “法家跟儒家之间的那堵墙”，是“外儒内法居”（第120页）。千古流传的司马相如、卓文君良偶佳缘，在王教授笔下，居然成了“劫色劫财”的“千年一骗局”。书中此类“通透”的断语，难于缕举，却一一映现出作者的通人之识。
　　“通”还意味着打通古今。杀人不眨眼的酷吏张汤，居然有温情偶现的时候，主动给部下“摩足”。王教授告诉读者，张汤最后倒霉，就倒霉在了给部下 “做足疗”这件事上。“足疗”一词，放在十几年前，读者或许不知所谓。今日读来，发噱之余，不能不叹作者与古为新之妙。
　　不过，此书最大的特点，是顺着《史记》讲故事。它采用纪事本末的体裁，运用古代白话小说的结撰方式，将分散于《史记》各处的史事汇聚到一处，构成一个个相互关联而又独立成篇的故事。在故事的铺叙过程中，作者一边调动和制造紧张情节，一边不断地插入分析、推断、渲染、想像和俏皮话，让人油然产生一种坐过山车的上下起伏之感，继而拍案称奇。
　　在李长之先生笔下，司马迁是学术上的汉武帝，汉武帝是政治上的司马迁。或者说，汉武帝相当于亚历山大，司马迁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如果我们想认识司马迁，就不能不读李长之。如果想认识汉武帝，则不能不读王立群。套用李长之先生的话：汉武帝和司马迁共同表现了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而又苦闷、深情的大汉精神。而司马迁，尤其让我们听到了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我们在王立群教授笔下所感受的，也应该是这种呼声。
□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