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竹先生属于大器晚成的作家，四十多岁才开始写诗，六十多岁又涉足散文领域，已近古稀之年的他仍然文思泉涌，诗絮飞舞，佳作迭出。其创作摒弃了功利色彩，在他眼里世界万事万物是美的，他又把这美和真揉进诗句，化为血液，呈现给读者，给读者以心灵的悸动。
　　朱竹先生也是被“文化大革命”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严重灼伤的一个，但他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不断地咂摸那段历史，以增强内心的怨恨。在《毛泽东》一诗中，把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英雄气概写活了，几次井冈山反“围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气吞山河，犹如闲庭信步。尤其是最后一句“不说北京话”，把一个身高一米七八，满口江南土语，却收复了中国大片河山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写了出来。或许是到了古稀之年的诗人，经历了历史风雨的长久冲刷，好不容易见到了天上的彩虹，晚年适逢太平盛世，能把世事难料的现实世界看得更透彻，所以尽管他也在不断地对历史进行追忆，对现实进行拷问，但更多的是用俏皮灵动的文字化解历史的沉重，用轻松自由的语句抒发他对现实世界由衷的热爱与赞美。如他在《蒲公英》一诗中，借蒲公英抒发自己追求自由、向往和平、躲避纷争、逃避运动的心情，同时歌颂和珍惜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
　　细读《太阳河》，可以发现作者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和特点：自由洒脱，举重若轻。
　　香港回归之时，有不少作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记载着这一引起世界瞩目的重要历史事件。在作者的心目中，也同样无法抹去这段历史的记忆，不过诗人把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还原成现实日常生活，举重若轻地在《归》这篇诗作中写了出来。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推进的手法，从母亲领“你”回家，到母亲拿出“倒贴雪花花白银／两万万两”的卖身契，脱下衣裳，“露出满身伤疤”，再到回归母亲怀抱的欣慰，看到母亲由贫穷到强盛……把一个母亲贫穷时期被逼无奈卖掉的孩子又重返母亲怀抱的历史过程，用一首小诗呈现出来。但是，在作品的背后暗含了多重含义和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一是香港是祖国母亲的一个孩子，丢失于1842年，历经磨难之后于1991年日益强大起来的祖国母亲把它找回，重新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二是闻一多因香港、澳门等七地丧失而写了著名的《七子之歌》。作家没有必要把人所共知的历史再写出来，而是把它生活化、平淡化。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看似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尤其是那句“睡觉吧／故事里的大灰狼／早已被赶出家园”，紧接着“到哪里去玩？长城／黄山日月潭 大观园／不能去圆明园”，历史的痛苦记忆依然存留在脑海中。
　　正如著名诗歌评论家袁忠岳先生所言，“朱竹先生当是被时代耽搁的晚成诗人。晚成有晚成的好处，省略了六七十年代受制于公式化、概念化的写作经历，头脑里没有多少僵化观念、清规戒律，迎接他的又是门窗已经打开、空气流通新鲜的诗坛。”确实如此，他没有受到各类诗歌流派的束缚和限制，而是兴致所至，手到擒来，无拘无束，自由洒脱。在题材上，天上人间、历史现世、山川河流、花草虫鱼、风雨雷电，无所不包。在诗体上，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自我题照》：“通体透明／再给一把火／就成了琥珀”。这首诗显然是作者自我的真实写照，作者是一个敢怒敢言的北方汉子，一生为此遭遇诸多坎坷，虽然年逾古稀，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诗作寥寥数语就把自己的秉性特点呈现出来。概括力最强的诗作当属《老三届三部曲》：“下乡／下海／下岗”。在遣词用句上，恰当妥贴。如《曲院风荷》中：“一抹清风／软了江南／一阵细雨／嫩了荷田”。其中“一抹”“软”“嫩”词语的运用，不仅把江南青翠欲滴的春天美景点化了出来，而且给人以耳目一新、清新隽永之感。
　　（注：朱竹，系德州学院中文系原副教授、著名诗人，出版诗集 《太阳风》、《太阳河》等。）
□翟瑞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