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元洪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平原县东北乡。记得小时候，每逢进了腊月，孩子们都盼着过年。盼过年，就是希望穿件新衣、吃顿好饭。进入腊月，寒假里的孩子们可翻了天。“进了腊月门儿，学生成了神儿”，村庄里多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玩耍嬉戏。大街小巷，处处都有我和伙伴们追逐打闹、大声喧哗的声影，给过年增添了活跃的氛围。
　　过了小年，大人们就开始忙着打扫房子、清理院子。去井上打水，我和姐姐也帮着大人抬水，直到把大缸、小缸、铁桶都盛满为止，以备过年用。
　　赶集买年货，那时5天一个集，我们附近村庄都选择赶水务大集。水务村曾是朱家河的码头，地势要比村外高出四五米。村子的出入口都是较陡的坡道，从四面八方前去赶集的人，都像爬山一样，向前倾斜着身体，阵容很壮观。我也跟着父亲赶集看热闹。站在外围看赶集的人，真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摊主的叫卖声、人们的喊叫声不绝于耳。一般年集都是赶一天。赶上大半天集，回到家后，很是疲惫。
　　到了腊月二十八九，家家户户烟囱里冒起了灰白色的烟。母亲和姐姐又开始忙活起来：蒸窝头，贴饼子，蒸菜团子，这些都是年前吃的。接着做过年吃的：煮几块方块肉，煎、炸、烹、炒。屋里烟熏得大人们都流眼泪，我们几个孩子在院子里逛来逛去，闻着从屋里散发出来的香味，馋得直流口水。等饭做熟了，大人喊我们吃饭，我和弟弟高兴得连蹦带跳跑进屋里，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东西全尝个遍。这时，大人发话了：只解个馋就行，好东西留着过年再吃，还要留点给年后来拜年的客人吃。大人这么一说，我和弟弟只好不情愿地摸起窝头。那时由于生活拮据，只能省吃俭用，过年所买的年货，那真是平日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父母常对我们说：“好过的年，难过的春。”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省着，到时要挨饿。
　　年味最浓的要数除夕晚上和正月初一早上。除夕傍晚，以家族为单位，在长辈的家门外，支起禾捆，点上篝火，继而放鞭炮，噼里啪啦的挂鞭和腾空而起的“二踢脚”震耳欲聋。火光划破黑色的夜空，把村庄照得通红，烟花在空中绽放，把天空装扮得五彩缤纷。一个“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夜景展现在人们面前。然后，各自回家吃年夜饭。饭后，族院中男人都去守家堂，在供品桌前燃纸焚香、叩拜祖先。
　　孩子们回到家后，几乎彻夜不眠，和大人们一道守岁。一家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围坐在火炕上谈笑风生，不亦乐乎。除夕之夜，不同于平常，那是每个人增岁的节点。古诗云：“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正月初一早晨，家家户户吃饺子。天刚放亮，人们都去给院中和村里的长辈拜年。拜年的人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好不热闹。初二早饭后去上坟，点着香，把祖先送走。初三走亲访友，直到初五六，拜年接近尾声了，这个年就算过完了。
　　如今很多年轻人都在外地工作或打工，和家人相聚的时间很少。部分青年人在城市定居，如果家里没了父母，过年都不回家了。村里人的减少，加上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使得年味显得平淡了。
　　岁月匆匆，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每逢新年的到来，儿时过年的快乐光景，依旧在脑海里萦绕，一幕幕都是永远暖心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