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装待发的回民支队战士

□本报特约撰稿人朱殿封
　　宁津县杜集镇魏家庵村村民做梦也不曾想到，因为81年前发生在村里的一件事情，他们村注定被载入史册。
“我们有自己的队伍了!”
　　1940年7月20日——小暑第13天。
　　谷在地里热得笑,人在屋里热得跳。
　　魏家庵村一座土房里,院门紧闭,堂屋里聚集的18个人汗流浃背，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冀鲁边区青年救国总会主任王连芳（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王连芳站起身来庄重宣布：“冀鲁边区党委、冀鲁边军区决定：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抗日大队正式成立。王连芳任总会主任，冯景恩任组织部部长，丁溪野任宣传部部长，刘震寰（新中国成立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任武装部长兼敌工部长，李玉池任青年部长，曹奎任宗教事务部长，刘喜三任生活改善部长，刘树仁任秘书长。总会下设4个分会：张英达任一分会主任，负责沧县、南皮、东光、宁津片区；丁溪野兼任二分会主任，负责青县、新海、天津南部片区；刘愚农（原名韩同轩）任三分会主任，负责盐山、乐陵、庆云、无棣、阳信片区；李玉池兼任四分会主任，负责鲁北的德平、临邑、陵县、商河、济阳、齐河、德州片区。刘震寰任回民抗日大队大队长，王连芳任政委，王立朝（汉族）任参谋主任。”
　　18双有力的大手相互紧握，18双激动的眼睛相互注视，18张豪气的脸上泛着红光！
　　是夜，月光如水，虫儿歌唱，田野里弥漫着植物散发出的“绿草味儿”。王连芳、刘震寰等18个人拉开距离，乘着夜色向河北省盐山县疾行。
　　8月1日，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抗日大队在沧县新县镇清真寺大殿前召开庆祝成立大会，王庄子、南肖庄子等12个回民村和附近汉民村的数千名民众聚集在大殿前，敲锣打鼓，高唱《中国穆斯林抗战歌》。王连芳、刘震寰先后讲话：“同胞们，小鬼子占我国土，烧我清真寺，掠我财产，杀我同胞，令我们蒙辱含羞做亡国奴。穆斯林兄弟们，拿起刀枪吧，用战斗保国卫家，一直打到日寇降服日，再脱征衣解战袍！”
　　会场上群情振奋：“今天，我们终于有自己打鬼子的队伍了！走，参加抗日大队去！”
　　回民大队里年龄最大的“老头子”刘喜三，把两个儿子领进队伍。时年15岁的吴庆云（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不顾家人担心年龄小“坠脚”，坚决地参加了回民大队。
　　30户人家的谭庄村，当场有20多人参军。韩桥村18名青年携带20多支枪参军。
　　刘震寰一家连同亲戚8人先后参加了回民大队。他失去双足的父亲，骑着毛驴为回民大队刺探情报。
　　1941年9月，冀鲁边军区决定将回民大队扩建为支队，刘震寰任支队长，王连芳任支队政委，王立朝任支队参谋主任，支队下辖4个大队和1个手枪队共400多人，直属军区领导。
回族男儿，抗日坚决又勇敢！
　　“我老在想，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那些不识字、普普通通的庄稼汉会成为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英雄；为什么那些体羸弱、眼近视、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会成为坚定、坚强、出生入死的战士；为什么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各民族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汇集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谱写出可歌可泣、史诗般的伟大爱国乐章？”多年以后，王连芳在回忆录里发出这样的追问。
　　正是“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可以使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一起，团结一心，百炼成钢，成就伟大事业。”这是王连芳“三个为什么”的诠释。
　　1941年冬天，回民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张凤亭在家养病，被日伪军抓住押往盐山。鬼子用酷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怒斥敌酋：“八路军的战士，有种的回回，绝不投降！要杀就杀，没有二话！”
　　行刑途中，张风亭对着民众高喊：“同胞们，鬼子的奸计是叫咱们中国人杀中国人，我死了不要紧，还有千万个弟兄在给我复仇！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鬼子阻止他喊，割掉他的双耳，他仍然慷慨陈词。鬼子又一刀砍掉他的一条胳膊，他依然像铁塔一般地凛然站立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鬼子喝令他跪下，他不跪。鬼子砍去他的双脚，张凤亭跌倒在地，大骂不止。鬼子又砍掉他的另一条胳膊，继而割去他的舌头。张凤亭倒在血泊中，时年35岁。
　　这就是我们的回民抗日战士！这就是我们的回民抗日支队！这就是我们的面对强虏永不屈服的中华民族！
　　1943年8月，驻沧县日军旅团长谷川与伪“自治联军”司令刘佩臣率几千人马，出动900多名骑兵，扑向新海县韩村一带，企图将在此地活动的回民支队一举消灭。
　　回民支队避其锋芒，将日伪军引到渤海边，然后以小股部队出击，采用麻雀战术，声东击西，搅得敌人日夜不宁。沿海水苦，鬼子兵和东洋马水土不服，人上吐下泻，马体力不支，只得回撤沧县，疲惫不堪的日伪军稀稀拉拉拖了几十里长。回民支队抓住战机，集结500多精兵，埋伏在韩村东侧公路两边，待掉队的数百名敌人进入伏击圈，来了个一锅端。
　　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从1941年建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发展成一支1600多人的强大武装。他们与日寇进行较大战斗100多次，攻克敌人大小据点40多个，歼灭日伪、汉奸2300多人，缴获长短枪2600余支，机枪l0余挺，各种炮20多门，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
回民支队生存的“红荆林”
　　沧县、新海县东部地区，生长着一望无际、绿叶红花、乔灌相间的红荆林，耐旱涝、耐盐碱、耐寒暑、刚毅、坚韧，构成了红荆顽强生命力的性格。
　　冀鲁边区回汉民众，就是保护回民支队的“红荆林”。
　　1943年6月，回民支队最艰难的时期，队伍从500多人减员到200多人（不含第三大队），敌人叫嚣要在一两个月内消灭回民支队。
　　危难时刻，边区回汉民众挺起了坚强的脊梁！
　　盐山县城西南的石桥大洼3万多亩面积，洼里长满了红荆。1941年春天，据点的鬼子指挥官三森派出200多个日伪军，到各村抓民夫，要把大洼里的红荆砍光。
　　中心村长韩亚臣闻讯，串联党员、自卫队员向民众传递口号：“有红荆就有八路军，坚决保住大洼红荆林！”他和回民抗日救国总会想了个阻止办法：自卫队员在红荆地边埋上手榴弹，用煤油筒装上炸药和土埋在地里（响声像地雷，炸不着人），砍红荆时扯响。预先告诉砍红荆的村民，听到爆炸声就四处跑散。回民支队在背后打一下，给村民逃跑争取时间，就砍不成红荆了。就这样，日伪军连续12次抓民夫砍红荆，都没有得逞。
　　回汉民众“红荆林”，是回民支队的母亲林。
　　1941年春的一天，鬼子突袭回民支队驻扎的许寺村，战士李思崇在撤退中左臂受伤，支队安排他住在隐蔽所（堡垒村）一个汉族大娘家里养伤。大娘孤身一人，家里很贫穷，她把仅有的两个鸡蛋煮熟给李思崇吃，亲热地说：“孩子，吃吧，养好伤使劲打鬼子。”
　　第二天，鬼子包围了村子，大娘把李思崇藏在锅台下面的地洞里，嘱咐他：“就是打死我，你也不许出来！”
　　鬼子破门而入，劈头打了大娘一耳光，追问把八路藏在哪里，大娘说没有。鬼子搜了个遍没搜到，把大娘打昏了。
　　李思崇在地洞里听得真切，几次想冲出来，想起大娘的嘱咐，咬牙忍住了。
　　鬼子走了，李思崇从地洞里爬出来，他摇晃着大娘呜呜哭起来。大娘微微睁开眼睛，吃惊地说：“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去，鬼子还会回来的。”
　　李思崇不回去。大娘说：“孩子，大娘没把你的伤养好，对不住你。你若不肯藏起来，就赶快从后门走，快走！”
　　李思崇含泪归队。
　　回汉民众“红荆林”，是根系相连的血脉林。
　　回民支队参谋长何仕兴（汉族、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领头到各户打扫院子。房东小孩有病，立即叫卫生员来诊治。他常把自己每月两元钱的津贴送给老乡。1944年10月底，新婚不满俩月的何仕兴，在曹家庄与顽六旅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毕王文村周大娘正在给儿子娶媳妇，听说后放声大哭，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泣不成声。当地汉族民众默默地为何仕兴供牌位，烧纸上香。李良志村70多岁的李汝龙大爷献出自己的棺材装殓烈士，按回族仪式请阿訇做油香来祭奠烈士英灵，将他安葬在村头，把坟头培得又高又大。
　　回汉民众“红荆林”啊，你头顶蓝天，根扎热土，抗战中你高昂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