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彦花
　　在我心里，只有小时候在老家的年才叫过年呢。
　　我的老家在鲁西北平原，地理位置偏僻，全村才200多人。那时候穷，村里的“首富”也只是修起3间砖瓦房。直到我9岁，我家才从原来居住的3间土坯房搬到了父亲单位的宿舍。没钱的日子大家自然处处都要节省，只有过年，大人们才把攒了一年的钱拿出来，买新衣服、买肉、买菜、买烟花爆竹……那是我们这些孩子一年当中最高兴的时候。
　　我母亲过日子仔细，一进入腊月，她就会赶集买几块棉布做衣裳。等到年底，别人家给孩子买衣裳时，母亲已经把我和弟弟的新衣裳都缝制好了。一直到我8岁那年春节，我和弟弟才第一次穿上买的成衣，我的是件浅藕荷色的外套，胸前别着一个金色花篮样的胸针；弟弟的是一身军绿套装。我们兴奋地跑遍全村，向同伴显摆着新衣裳。那时候虽然穷，可不必承担生活压力的我们却觉得很快乐。
　　随着母亲一样样把过年的东西买进家门，年的氛围越来越浓烈，母亲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几次叮嘱父亲：“过年别打孩子。”还给我买了红绒花戴在头上，给弟弟买了二分钱一包的摔炮和两毛钱一挂的小鞭炮。一直在教初三毕业班的父亲终于放了寒假，借了姥爷的木匠工具，赶在除夕前一天给我和弟弟做了手提灯笼，让我们姐弟俩在除夕夜成为全村孩子最羡慕的对象。
　　除夕夜的秧歌队在震天的锣鼓声中从村头出发了，他们挥舞着大红绸缎把一年的劳累起劲儿地甩向天空，村里的人们跟着秧歌队，一路笑着、畅想着未来的光景。
　　秧歌队在村中间的大槐树底下放完烟花爆竹，我和弟弟看着冲过去捡“落鞭”的小伙伴，心里直痒，忘记了母亲的叮嘱，也加入进去。可是，弟弟装进口袋里的“落鞭”响了，炸破了新衣裳的口袋，也吓蒙了小小的他。母亲第一个冲过来，先拉起弟弟的手看有没有受伤，发现除了衣服没其他事的时候，率先破了她自己定的“过年不打小孩”的规矩，冲着我弟的屁股来了两巴掌，我弟嘹亮的哭声和锣鼓声此起彼伏。
　　大年初一的早上，天还黑着，我们就被拉起来穿衣服吃饺子，还没吃完，拜年的大军就已经开始集合了，从辈分最大的太奶奶家拜起，一路走一路拜，随着膝盖上的泥土增多，口袋里的糖果也渐渐多了起来。我们年龄大些的孩子已经学会了推让，嘴里说着不要了，身体却很诚实地不动，等着奶奶、大娘们抓起一把糖塞进口袋，那一口袋糖甜了开学前的时光。
　　小村虽然贫穷，我们的父辈却有着共同的认知，那就是让孩子们好好读书。我们村里没有一个孩子因为穷而辍学，我们几个同龄人，其中一个读到了博士，另外一个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还有6个是大学本科。
　　时光飞逝，在年年岁岁不尽相同的鞭炮声中，小村里的孩子们陆续长大，追逐着梦想走远，在一个个陌生的城市奋斗打拼，也都成了小村的骄傲。那个远处的小村变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乡愁，小村的年也成了我们记忆里最甜蜜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