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时节，母亲打电话叫我过去吃饭，说：“快来，给你包了最爱吃的韭菜馅水饺。”我一听就高高兴兴去了。电动车在父母居住的小院天井里还没有停稳，就听见母亲在屋里给父亲下“命令”：“荣儿来了，快，帮我打开电磁炉。 ”不到一刻钟，母亲就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水饺，放在了桌上。我们吃着水饺，气氛热烈温暖。看着父母幸福、满足的表情，我不由忆起小时候母亲使用大锅头做饭的情景。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农村仍然是大集体，在家务农的父母拉扯着我们姊妹4个靠挣工分过活。在那个物质极度困乏的年代，一个农村娃最向往的幸福，往往是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签子馒头和一根缸腌的萝卜条，炫耀性地在小伙伴们中间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平日里吃的最多的，还是母亲用大锅溜的杂面饼子。大锅头是用泥和土坯垒的，在屋内靠南墙，前头连着土炕。一家7口人每天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是围着锅头转，早晚一般都是喝玉米粥，只有中午才能吃上母亲用地瓜干、玉米面及少量白面蒸的饼子或窝窝头。
　　后来，经济条件好些了，父亲拆了土炕和锅头，改用砖砌，锅头边上和前脸还镶了瓷砖，比原来漂亮了许多，因为锅头上部外方内圆，四角的边上可以放炊具，人们便改叫灶台了。一次和母亲去赶集，买回来一个铝锅盖，人们叫“一掀得”，比原来笨重的两扇式木质锅盖轻便了许多。
　　那时我六七岁，常常围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花围裙帮着拉风箱，灶膛里棒瓤、树枝燃起的火苗一蹿一蹿的，仿佛无数个精灵在跳舞，给童年的我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和乐趣。我10岁那年，为了供我们姊妹4个读书，一向老实巴交挣工分的父母，被迫做起了生意——沿村叫卖签子馒头。一笼笼白生生的馒头被父亲用一辆破自行车驮出了家门，母亲却从不舍得给我们尝一个。唯一有资格享受这一“美食”的是70多岁的奶奶。有时候，趁母亲不注意，奶奶会偷偷分给孩子们。
　　再后来，村里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家里还是那3间土坯房，但做饭却用上了煤球炉，从此，家里用柴禾烧锅做饭的历史宣告结束。煤球炉的好处是，锅里盛上水淘上米即可，人们可以同时做别的事情，部分地解放了人的手脚，冬天把烟筒接长一些还可以取暖。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塞北江南，家乡人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同时，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许多农村娃考上了大学，走出了父辈终年厮守的土地。我们姊妹4个有幸顺利考上了中专和大学，并陆续在城里安家立业。哥哥是平原师范学校的骨干教师，姐姐在市房管局担任领导工作，妹妹成了一个白衣天使。隔一段时间，在市里上班的姐夫和妹夫，会把父母接过去住上一段时间。每次回来，父母都羡慕地对我说，人家城里太先进了，冬天有地暖，夏天有空调，做饭使用电磁炉，“啪”地一摁键，就光等着吃饭了。我微微笑着，不吱声。
　　前段时间，我在装备自家厨房的同时，给父母也买了一个知名品牌的电磁炉，全程智能控制，人性化操控平台，煮、蒸、煎、炒等烹饪功能随心所欲。一连几天，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讲电磁炉的种种好处，俨然成了该产品的义务宣传员。
　　从我家灶具的变迁，可折射出建国7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党的富民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真正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