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西汉哲学家、思想家。他本人是廉洁正直的典范。《汉书》上说，他“为人廉直”，既不阿谀奉承、曲意从人，也“不问家产业”、厚殖财富，为人为官为学，都能正身直行，率先垂范，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学士皆师尊之”。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工作有着启发和借鉴作用。
内以修身，养廉之本
　　仁者寿
　　据考证，董仲舒活了90岁左右，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是少见的长寿星。精于修养、心思平正是他得享高年的重要因素。首先要节制情欲。他说“节欲顺行则伦得，以僴静为宅、以礼义为道则文德”。节制欲望、顺理行事就符合道德要求，以安闲自适作为精神的家园归宿，以礼义伦理作为行为的规则引导，这样的德行就是美好的。其次要注重养气。他说：“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注重养生的人都把对人体真元之气的调养作为核心内容而坚持笃行。他认为修养要从衣食住行等生活的点滴入手，穿衣要“衣欲常漂”，洁净舒爽；饮食要“臭味取其胜”，吃适合身体需要和时令新鲜的食物；居住要“居处就其和”，大小适度、阴阳调和；行动要“体欲常劳”，保持适量运动，最终达到中和平衡的理想状态。其三养心为上。他继承了儒家“德润身、富润屋”的思想。他说：“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他主张从仁义德利角度来颐养精神。董仲舒重新界定仁的含意，强调了“仁”是个人对社会的施与和贡献，否定了自我满足与获得，“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对于“义”，他说：“义者，谓宜在我者”。按照适宜的规则行事，就叫作义。取财，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做官，要“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在义利关系上要做到重义轻利。董仲舒指出了义与利的客观性。“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也看到了义与利的对立性，“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理想的状态是“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在礼的节制下，把私利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
外以监督，强廉之助
　　用监督来预防和消除腐败官员的侥幸心理，防止腐败行为产生，是一种有效的保障措施。一是先贤任能保廉洁。要明确选贤的标准：“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何谓“人之清者”？是指要清正廉洁，广施仁德，不见利忘义，不贪赃枉法，不恂私舞弊，更不能卖国求荣；也要聪明睿智，远见卓识，不是昏庸无能、鼠目寸光、苟且偷生之辈。只有选到这样的人才，才能实现“君尊而国安”的局面。要对人才全面考察。他说“闻其声，则别其清浊；见其形，则异其曲直”。在浊之中一定要看到他的清；在清当中，一定要知道他的浊；在曲当中，一定要看到他的直；在直当中，一定要看到他的曲。这样就能选到真正的贤能之人，“众其贤而同其心”，实现“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的治理效果。二是严格考核重实绩。董仲舒为当政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官吏考核方法体系。“揽名责实，不得虚言”，在实践中检验官吏的治理成果和实际贡献，绝不能用虚有的名声来代替实际表现。他强调“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文”指外在表现，“质”指内在品质。孔子说“文质彬彬”才是真正的大雅君子。董仲舒说“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如果在“文、质”之间做一选择的话，董仲舒选择了后者，他说“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没有刻意的粉饰，没有华丽的装潢，没有词藻的妆扮，只坦诚，只有率真，反倒更实际更有用，正是社会治理所需要的人才。还要做到赏罚分明，“赏不空施、罚不虚出”，发挥导向作用。三是定期述职常监督。述职作为一种官员管理监督方式由来已久。董仲舒特别强调述职朝见的作用，他说“朝者，召而闻之也”。定期或不定期召见地方官员，听取工作汇报，询问守职情况，有利于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和对地方情况、社情民意的了解，是实施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
权以制衡，构廉之制
　　对于君主体制下，如何建立相对平衡的权力约束机制，董仲舒进行了思考和设计。一是神权与皇权的制衡。董仲舒用“天谴论”“灾异论”来制约皇权，是当时社会管理体制的现实需要和对传统政治哲学的发展和提高。他说，天地之间的万物，有异于寻常变化的，叫做怪异、灾祸。灾祸经常是先发生，而怪异就随之而来。在董仲舒看来，这灾异现象都代表了天的意志，告诫君主：国家政治偏离了正确方向，抓紧回归正途，否则，上天就会惩罚。这就是“屈君而伸天”。董仲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制约君权的力量，十分难得可贵。二是吏权之间的制衡。董仲舒用“五行”相生相克（胜）的理论来设计政府机制，他把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五种官职机构，用五行相生相胜来解释五官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以达到国家机构不同权力之间形成制衡关系，相互牵制、互为监督，这是他政治理论的一个创新创造。三是皇权与民权的制衡。在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上就形成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治理观念。董仲舒则把“民本”“民贵”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到了“为民”“安民”的层次，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董仲舒从其阴阳五行观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德治思想。他认为“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统治者要依天道实行仁政德治，顺应四时规律，与民休息，不违农时，使老百姓“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告诫君主要时刻不忘推行德治，否则，“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利以均平，建廉之基
　　对历史的研究表明，社会分配领域的均等化是官员廉洁最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一是“限民名田”。“名田”即以名占田，在个人名义下占有一定量的耕地，就是私人占有的土地。“限民名田”，就是在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限制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保证小农拥有一小块足以养家糊口的土地，并以此来实现“塞并之路”的目的。这种“调均”思想，在董仲舒之后成为多数封建王朝的土地治理思想或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还富与民。针对当时过重的赋税和政府工商业专营政策导致社会分化、吏治腐败问题，董仲舒提出“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主张，他说“盐铁皆归于民”，即将盐铁的生产、销售由官营改为民营，防止两极分化，抑制腐败的产生。三是严控官员。董仲舒有句名言：“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冀者两其足”。长着锋利牙齿的动物没有坚硬的头角，长着翅膀的动物只有两条腿走路。董仲舒“分予”思想的核心是反对封建官僚与民争利，他提出：“食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政府官员不能与老百姓抢饭碗。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从而杜绝公职人员参与经营而滋生腐败现象发生。
　　今天，学习他的廉政思想，丰富和充实我们的廉政理论，对探索新形势下廉政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文完）
□郭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