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是新闻单位，是生产新闻产品的地方，可新闻单位自身的新闻却很少有人去关注。 22年前，我有幸担任过德州日报总编辑。今年，我已经70岁了。穿越时空的隧道，让我们回味一下报社自身发生过的新闻，虽然现在已成旧闻，但愿也能给人一点有益的启发。
巧解“债主”涌上门
　　1996年10月，我担任了德州日报总编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应付要账的。那时，德州日报社年收入只有150万元左右，可欠的旧账大约410万元。听说报社换了总编辑，又时近年底，报社天天都有来要账的人。对此，我一不封账，二不赖账。
　　说实话我也觉得心里堵得慌。当兵17年，夫妻长年两地分居，到了孩子该上学了，我才转业回到老家。刚安稳下来，又从县里调到报社。来到报社，一没宿舍二没伙房，自己现买了一张床支在办公室里。办公、睡觉、吃饭就在这一间屋里。公家没伙房，就在报社附近吃地摊儿。好在当过兵的人什么苦都能吃，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些困难我都能克服，可是，一说管钱就头疼。
　　当时报社的经济状况，就像一张大网挂在屋顶上，两眼一睁全是窟窿。可是我想，没有搞不好的单位，只有干不好的领导。全报社50多人全看着我呢，这些人要开工资，报纸也要天天出，领导既然让我来了，咱就不能认怂，要打起精神干起来。有的同志觉得我这回是坦克掉进泥坑里——拱也拱不动；也有的同志打着哈哈跟我说笑话：“就凭咱这本事，倒背着一只手也能踢打开。 ”发展是硬道理，我决定先把这些要账的人安抚下，重打锣鼓另开张。于是，我的办公室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了要账人的接待室。不管是市直单位的，还是县里来的，抑或是个体私营企业主，我都亲自接待，笑脸相迎——给他们讲清目前报社的实际情况，并且郑重表态，凡是报社欠的旧账我一定按期偿还。欠账数额较大的，我会让会计挤一挤，先给个一二万，以示诚意；对银行的欠账主动对接，按期偿还。这样，化解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我腾出手来开始抓报社的工作。
一份特殊的礼物
　　1998年10月，德州日报迎来了创刊10周年。当时社会上正大兴庆典之风，开工、竣工、庆功、纪念典礼等数不胜数。所以，我们也有同志提出搞一次10周年报庆的纪念活动。有的提出开庆祝大会，邀请各市地报领导前来，邀请市里各方面的领导参加，还要搞一场庆祝晚会。应该说提出来的这些想法都很现实。可我觉得报社才刚起步，外面还欠着一屁股债，花几十万元只是为了热闹热闹，实在不应该。于是，召开了党组会议，就报庆问题展开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报庆的原则是清廉、节俭、喜庆、祥和。具体活动就是两项，一是召开一个报庆大会，地点就在报社院内大影壁墙前面的露天大路上，把办公室的椅子、凳子搬到会场上用。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请市几大班子领导外，每个县市区新闻科选10名因家庭困难辍学的中小学生，报社为每个困难学生资助400元，每人一个书包和全套学习文具。二是召开一个读者、作者座谈会，听取大家对报纸的意见、批评和建议。有的同志提出给报社内部工作人员发点什么。我说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特殊的礼物。大家问什么礼物，我神秘地表示：“到时就知道了。 ”
　　到开会那一天，和煦的阳光普照大地，深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会场背景墙也就是我们的大影壁墙上，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在为孩子们发放完学习用品后，报社的代表去领取了特殊的礼品——一沓复印好的《国际歌》歌词卡片，报社工作人员人手一份。我在会上讲，为什么发给大家《国际歌》歌词卡片，就是让报社的每一位编辑、记者牢牢记住《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报社的发展正处于爬坡阶段，要唤起大家的觉悟和热情，不能两眼只盯着上边，两手只掏别人的口袋，更要靠我们自己奋斗。
　　报社的同志都是有文化、有觉悟的人，响鼓不用重槌敲。经过4年的奋斗，我们还清了全部的外债，更新了全部排版印刷设备，在经济开发区购买了42亩土地，新建了近6000平方米的新闻大厦和部分附属设施。看到报社新面貌后，时任市委书记的赵克志同志在一次全市经济会议上说：“市直各单位还有比德州日报社更穷的吗？你看现在他们又盖楼、又买车，钱是从哪里来的？市委没有给他们一分钱，都是他们自己拼命奋斗得来的。”市委的肯定，极大地鼓舞了报社的全体员工。一个崭新的德州日报社屹立在德州大地上。
没有仪式的奠基
　　德州日报社现在用的这座办公楼，是在1999年9月17日破土动工的。老报社在湖滨南路路西，邹李庄北侧，占地16亩。报社的第一代创业者们白手起家，从利用几间旧平房办公，到建起沿街的一栋小楼。那时，小楼的一二层租赁给一家饭店，三楼报社自己办公。饭店为招揽顾客，包间里都安装了卡拉OK，食客们只要三杯酒下肚，都会扯着嗓子吼几声。三楼办公的编辑们实在受不了，急得直跺脚。有两次楼下甚至还发生过打架斗殴、派出所出动的事。我召开办公会讨论收回承包楼层的事宜。有的同志不同意，说一年能挣5万元的承包费。我说，多上两版广告就有了。最后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报社终止了饭店的楼层承包。经过简单的装修，三层小楼全部作为报社办公用房。
　　随着报社事业的发展，在市委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在经济开发区重新建设新的办公楼。我们也是市直机关第一个到开发区建设办公楼的单位。
　　在办好征地开工手续后，新办公楼建设启动了。关于异地新建，我提出“绝不能把一个破破烂烂的德州日报带入21世纪”的口号。不在老报社盖新楼，而是在开发区新建。市委主要领导亲自审查施工图纸并提出意见。为了节约经费，党组会决定不搞开工仪式。开工这一天，我和分管的副总编带领各委、室主任，到现场挖下第一锨土。这是一个没有开工仪式的奠基，没有红旗招展，没有鞭炮齐鸣，没有领导讲话，没有施工方表态。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把仅有的一些资金用在刀刃上，尽快地把大楼盖起来，把大楼建成优质工程，以报答报社的创业者们，报答市委的关怀和支持。
　　1999年底，办公楼顺利封顶。我在新楼前让宋卫中记者拍下了一张纪念照片。整整20年了，这张照片我至今还完好地珍藏着。
陨落的星辰
　　我2001年离开报社后，和我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先后有6位离开了人世。他们是原总编辑赵连起，原副总编辑李善亭、王吉夫、刘承智、王明溪以及原工会主席毛焕章。他们中有5位是报社第一代创业者。他们走得有些匆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除王吉夫、刘承智超过70岁，其余的都不到70岁。在当今全国平均年龄已超过76岁的情况下，他们都走得太早，就像一颗颗划过夜空陨落的星辰，让人惋惜，让人心痛。我曾写过一篇怀念王吉夫老友的文章，表达了深深的怀念。在这里我要一起表达对其他几位老友的敬意。要说刘承智，他当过夏津县的副县长，当过报社的副总编，也干过市文联主席。他是“文革”前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学业成绩突出，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许多重要场合当过口语翻译。他能拉一手漂亮的二胡，月明风清的夜晚，悠扬的二胡曲能随风飘到很远的地方。 1997年2月，邓小平同志逝世，正赶上我去菏泽开会，我把刘承智副总编叫来，千叮咛万嘱咐他一定要把好关，报道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事后多年他还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临走了还对我说，‘若稿子出一点问题，就拿你刘承智是问’。 ”老刘认真负责，天天加班加点，把好稿子上版前的每一个关口。
　　王明溪同志是安丘人，毕业后分配到德州。他是筹备建设报社时抽调过来的。他一直做文字工作，是当时德州日报社有名的记者。我到报社的第二年夏天他被提拔为副总编辑。他为人耿直，为官清廉。有一次，他去某县采访，我交代他顺便到一个路灯杆厂订做十几盏路灯。路灯安装好后，他找到我说厂家给了他3000元回扣。他坚定地对我说：“这个钱我一分也不能要。你看交给谁？”我让他把钱交到财务，并且在党组会上表扬了他。由此我也想到，在报社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受贿的问题，于是制定了领导干部廉洁勤政的规定，有效地防止了一些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发生。十几年过去了，我的这些同事们已驾鹤归西。我也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但是，我可以欣慰地告慰他们：《德州日报》已今非昔比，像个大报的样子，新一代的报人学历更高、知识面更广，报纸办得更好。你们就安心地在遥远的天国过好日子吧!
□刘庆民（作者系德州日报原党组书记、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