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陈连义，1947年2月解放战争中入伍，参加过解放太原、涞水、北义安等战役。 1950年10月，天安门国庆阅兵征尘未洗，他和同村4人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一去4年，回国时仅他生还。辗转重庆、沈阳、南京、济南等地后，落脚长岛的他已然满足，面对无边的苦海、寸草难生的荒岛，党叫干啥就干啥。
　　姥爷任防化连、修理连指导员16年，然后从独立营政委升任工区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团副政委。听妈妈说部队整编那年，第二批转业干部被他动员走了，第三批转业名单里居然有他。原本可干到离休、入住干休所的梦想要泡汤，有人劝他快去“活动”，可他不听。还说“我劝别人走了，自己怎么能不走呢”，于是举家迁回河北老家，到了效益不好的企业单位。
　　姥爷参军前就入了党，而待遇比进所老干部差了不少。家人多次催他找找。可他总说：“找什么找，能在枪林弹雨中活过来，就赚了！想想牺牲的战友，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
　　今年85岁的姥爷四世同堂，走起路来脚下依然有力。生活习惯也仍像部队作风，吃饭必定5分钟，碗筷往桌上一扔，起身就走，决不多说一句话、多停一秒钟；为人也一如当年，从不张扬，从不给组织添一点麻烦；不习惯请客吃饭，每天准点看新闻联播，雷打不动。
　　部队的作风，给姥爷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逢年过节他总爱去山东菜馆。他常说：“还是山东好，山东人好啊！ ”这就是我的姥爷，一位普通的“老海岛”，如海岛的山水一般泰然、怡然。
　　记得小时候，总有那么一个人来去匆匆。没准哪会儿醒来，他就睡在身边。每次总给我带一些好吃的。他一回来，我就不用去幼儿园了。不管我情愿与否，第一件事就是去剪短我的头发。刚等混熟他又走了，我只能抱着邻居家电话嚎啕大哭，这是幼时的我对父亲最铭心的记忆。
　　父亲岳长金一入伍，就上了驻大黑山的某团一连。严格的军训、繁重的施工后，辗转到莱西、昌北、黄县农场和蓬莱化工厂，简陋、劳累的艰苦环境下，他苦干勤学、练笔不辍，凭一篇登上军区《前卫报》二版头条的新闻稿《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父亲由指导员走向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副股长、股长的岗位。
　　有一年冬天，父亲去小岛执行任务。小岛远离大岛大陆，不通民船，电话也很难打。回机关才看见办公室门下奶奶病逝的加急电报，爸爸惊呆了，发疯一般地跑回宿舍，从没见发过脾气的他，大声质问妈妈为什么不告诉他，可无辜的妈妈又怎会知道！这么多年我以为爸爸早已释然。平日里，他总感叹没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酒后的真言，依旧无法放下过世的二老。只言片语里，说那时的他，除了寄钱别无他法；说这是他长久的隐痛、一生的缺憾——忠孝难两全！
　　2009年初夏，全家回到阔别20年的长岛。在历史长河里，20年只是一瞬间，可变化却似沧海桑田。团队撤销、营区闲置，办公楼里空空荡荡，还有雨后渗漏的水滴；父亲说，楼外空地是当年机关点名、出操的集合点，眼下杂草丛生。这，就是军队的变革，不忍割舍却又挡不住的历史脚步。雨后天晴，又驾渔船来到大黑山。父亲看陈旧的营房，在三排九班门前墙上，一块斑驳的水泥黑板犹在。父亲得意地述说那时他的激扬文字，话音未落，就见他猛地背转身子，用手捂住眼泪奔流的脸……
　　父亲曾笑谈此生做了两件事：从事部队民兵宣传工作21年、为老干部服务17年。他坚持结合工作搞报道几十年，发表不少稿件。退休后出版了近50万字的《笔耕如歌》一书，是他踏实工作、潜心写作的心血结晶。
　　长在“蜜罐”里的我，没有经历战争的硝烟，没有饱尝没水、没电，喝苦水、吃咸馒头等滋味……这些对我来说就像书里的故事一样。我的童年就是海岛，像过客一般的爸爸、像陀螺一样的妈妈，而我就是那孤独的流浪小孩。
　　还不满两岁的我，就进了师机关幼儿园。渴了饿了，就在院里吃百家饭，也曾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嗑下一楼道的瓜子皮；妈妈出岛公干，赶上大风、晚点等没船回不来，我还要睡百家床；更忘不了有一次地震，无助的妈妈害怕地紧紧搂着懵懂酣睡的我……
　　渴盼一家人团聚，听说要搬到爸爸的驻地、不再分离，我的心情相当激动。可当站在登陆艇上，看到码头告别的人群，眼泪却一发不可收。风急浪高、颠簸起伏的船儿，载着昏天黑地的我一家，成了长岛给我的难忘印象。
　　军校暑假，父亲让我到前卫报社学习。编辑梁阿姨刻意把我的小散文《军营是支点》，同父亲的一首《卢沟晓月在呐喊》诗稿，发在同一版的副刊上。受此影响，我又冒酷暑挑灯夜战，写下一篇长长的《海岛情思》。当我拿着稿子找《前卫文学》杂志的刘主编毛遂自荐时，他与我拉起家常。没想到父亲16年前享誉要塞大院、至今仍常被提起的那篇“名作”《妻子高我三厘米》，竟是他编发的，我有幸又多了位可敬的师长。
　　如今，曾追寻父辈足迹的我，和所有的军人一样，也脱下了心爱的军装。但血脉里流淌着的，依然是海岛军人热血，无论在哪个岗位，我都会牢记总书记的话，面向未来，面对挑战，不忘初心，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