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底，郭澄清的妻子刘宝莲，也就是被他称为“黑妻”的女人，查出得了不治之症——肺癌。对于重病缠身的他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风雨中，本已摇摇欲坠的家，房子要垮塌了。郭澄清的老父亲已经91岁，生活早已不能自理，加之郭澄清拖着伤残之躯没日没夜地拼命创作，几乎靠的都是这个矮小坚强的女人。没有她，这一老一残的日子，可能早就过不下去了。
　　刘宝莲，这个普普通通的鲁西北妇女，用她自己一生的默默守候和勤劳持家，支撑着郭澄清的文学事业。不客气地讲，郭澄清的成就里，至少有她一半的功劳。对于这点，郭澄清也是心知肚明。他发表于1984年的长篇叙事诗《黑妻》，是一首献给妻子刘宝莲的爱的颂歌！这再也不是五六十年代他写的那种歌功颂德的民歌式文字了，这是蘸着血泪写下的对爱情的诠释。对于两人的结合，在他的手稿里有这样几句诗：
　　象征着珠联璧合
　　雨泼来
　　你是张开的大伞
　　风袭来
　　你是御寒的棉衣
　　一个节衣缩食之家，却因为有了“黑妻”刘宝莲的终日笑意，而变得温馨惬意。她是这个家的统治者，她统治的手段简单到只有笑脸相迎——这心底之爱的外在表达：
　　你使每一张日历，
　　都挂着盈盈的笑意。
　　使每一盏灯柱，
　　都闪耀着熠熠的快愉。
　　……
　　笑，驱散了老人脸上的愁云；
　　笑，擦干了孩子脸上的泪迹。
　　几十年来，无论多么艰难，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郭澄清先生始终从“黑妻”的笑靥里，得到支持，得到慰藉：
　　这笑意，
　　使我感到土房茅屋不比宫殿逊色；
　　这笑意，
　　使我感到布衣胜过绒呢；
　　这笑意，
　　使我感到家常便饭
　　俱是山珍海味；
　　嚼一嚼黄连，
　　也常常当成蜂蜜。
　　可是，这笑意在渐渐地远去。在郭澄清先生眼里，“黑妻”刘宝莲的笑靥就是他的诗神！而今，诗神病倒了，竟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们很容易想象到郭澄清当时绝望的心情。不过，我们也很难想象就是在这样的打击下，他不但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是疯狂地用他的笔去追逐自己的诗神——他想让 “黑妻”欣慰——郭澄清先生的一生，除了手中这支笔，他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送给自己的爱妻了。写，是他的命，是他报答“黑妻”的唯一手艺。
　　那一年，他调入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工作。在诗里，他深情地写到与“黑妻”刘宝莲分别时的情景：
黄河不是“天河”，距离不是“隔离”；
　　有座爱的桥梁，
　　已在咱们心间架起！
　　而今，这座在他们心间架起的爱的桥梁，眼见着就要崩塌了。郭澄清陡然间觉得如双脚踏空。这成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打击，这把钝斧劈空而来！
　　我十年半身不遂！
　　生活不能自理，
　　大半寄生于“黑妻”——
　　她端屎端尿，
　　喂饭喂水，
　　朝夕相伴，
　　时刻不离……
　　可是，“黑妻”已经无法再用她的笑靥来呵护自己的丈夫，伺候年事已高的公公了。据他的儿子郭洪庆说：“最后母亲躺在病床上，跟我们念叨父亲的经历，她强忍着病痛，脸上露出笑容。她给我们历数家史，讲爷爷在天津推洋布车子走街串巷吆喝，讲奶奶最后半身不遂的日子里，父亲怎样孝敬奶奶，讲的在场的人们都落了泪。可她脸上始终挂着那种无怨无悔的笑容。 ”
　　家里同时出现两个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还有一个年过90岁的老人，郭澄清的四个儿子只能分工照顾。老大郭洪章和大儿媳带着母亲去北京看病；老三郭洪庆、老四郭洪林，以及他们的姑姑，负责在家照顾老人。当郭澄清再一次住进济南千佛山医院后，伺候他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在济南当医生的老二郭洪志身上了。
　　几十年来，郭澄清、“黑妻”刘宝莲、郭澄清的父亲郭芝堂，这三个形影不离的人，却被病魔生生地分开了。这一分开，直至他们撒手人寰，再也没有见上一面。
　　1987年年底，郭澄清的父亲先走了一步，那年老人虚岁92。 1988年7月14日，郭澄清的妻子——“黑妻”——刘宝莲也闭上了无法瞑目而又不得不闭上的眼睛。对于父亲和妻子的去世，孩子们怕他悲伤，一直瞒着他。可是他一直牵挂着父亲和妻子，他是一个孝子呀！他是一个挚爱着“黑妻”的丈夫啊！实在瞒不住了，孩子们才将这两个噩耗告诉了他。郭洪庆说：“当时，爸爸一句话都没说，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前面，眼泪却哗哗地不住往下流……”
　　为了看病，孩子们早就把郭皋庄的房子卖了。可他不知道这些，却把2000块钱借给了一个病友。郭洪庆说：“后来我们也去找过那个人，他是菏泽巨野县的。我们到了他那里，一看他家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们就没再说什么。这事也不敢跟父亲说，我们弟兄四个只能再想法筹措。 ”
　　1988年底1989年初，郭澄清又查出了肝癌。对他来讲，这简直是雪上加霜——他还有未竟的事业啊！最后的日子里，他用那张特制的小桌子的桌角顶着自己的肝脏，继续他的文学创作——他在与死神作拼死的拔河运动。
　　郭澄清最后留下了一份对于他来讲极其重要的文件，即他的《业务自传》。在这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里，有对过去辉煌的追忆，有反思，有不甘心，有内心的挣扎，也有对病后12年创作的回顾。但，没提一句他自己遇到的不公，从言辞里透露的都是对国家对党的感恩。针对新时期的写作 （即 1976年至 1988年），他写道：
　　新时期以来，我虽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成了残疾人，但一直没放下手中笔，坚持不懈地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在病床上整理出版了35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197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四部：《龙潭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此作受到文学界的重视，谢永旺、屠岸等同志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任孚先、王震东等同志著文，称此作为‘山东长篇小说的新收获’；《决斗》（198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山东文学》选载部分章节，《山东青年报》连载。另外，发表《历史悲壮的回声》（《沧州日报》1986年11月开始连载）；《笔》（1986年，《阿克苏教育（汉文版）》）；一篇长篇叙事诗①（《诗人》月刊，1984年12月）。一些诗、词、散文、短论见于报刊。
　　……
　　目前，我又脱稿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纪晓岚演义》，因我担任“联友文学社”的名誉社长，消息传出，引起诗联同行及港澳读者关注，“联友文学社”和“联友书店”准备包销此作。 《纪晓岚演义》凝聚着我十几年的心血，愿她能得到群众的喜爱。也算我在新时期对人民、对党的一个新的奉献，也是对我百病之身和重创之心的抚慰。
　　即使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龙潭记》，在新时期，也没有为他赢得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七十年代末《大刀记》那样的轰动。他是明智的，他知道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他的时代了。他继续写道：
　　时代不同了，社会在前进、在变化，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更新，《大刀记》只能代表那个时代，到今天来看自然也有很多不足。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各种文艺思潮大碰撞大辩论的时期，尤其是对“文革”文化现象的批判和否定方面，是比较彻底的一个时期。那时，以“八大样板戏”和浩然的“高大全”为代表的“文革”文学作品被批得体无完肤。
　　“文革”文学创作类似于集体工厂的流水线。即使像《大刀记》这样的作品，也是掺杂了当时“极左”们的手脚的。
　　不能说“文革”无文学，应该说“文革”文学是一群畸形婴儿。它们的先天不足，就像那场浩劫一样，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页无法卒读的章节。
　　在这场文艺思潮大撞击中，浩然受到批评甚至是否定是在所难免的。“四人帮”倒台后，他一度被说成是帮里的人，受到批判。后来写下《我的教训》的检讨文字：
　　1977年12月，我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1978年开会时，却被取消了代表资格。我明白风向变了，大家不欣赏我了。
　　那时，是浩然最苦闷的时期，也是郭澄清最苦闷的时期。在那时，他们两个都怀有一颗不服之心，想再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以证实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浩然又推出了《山水情》和《苍生》两部小说，并先后搬上荧幕。可是，相对于《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来，轰动效应还是显得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他们从小被培养起来的革命文学观念，已经很难与新的文学思潮相吻合了。
　　由于病魔的折磨，1988年的郭澄清，几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的万丈雄心已经无法实现了。在一封郭澄清致浩然的信里，郭澄清当时的心情可见一斑：
浩然兄：
　　近安！
　　我又出了本 “浩然派”的小册子，捧上求正，存念。
　　前段，文坛搞得乌烟瘴气，对您的待遇，我异常气愤。我，也被划入了“浩然派”，并因此有十几部稿子，以“浩然派”“高大全”味很浓，而被退回。
　　“人为一口气，神为一炷香”，而今吾兄当了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社长，你看是否给我出套“选集”。那，我这个“浩然派”就更鲜明了。我以此为荣，感到自豪。
　　对搞“选集”，我是一窍不通，又在病中。如兄同意我的意见，就请派责编来济，指导我选编。我住在济南千佛山下高干楼一楼九号。我当前丧父丧妻。兄如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是对我精神的极大慰藉。倘贵社不便安排，就请您与其他社联系下。恩兄，我追随您几十年，习作虽质量不好，但，它们均属“通俗读物”。我在抱病，又屡遭不幸的情况下，肯祈兄长顾念，我们多年的友谊，伸出手来，拉我一把。我想兄是绝不会火上浇油使我失望的。切切！不能来人也望给我一信。
　　祝阖家中秋节安康！
郭澄清
八八年九月廿四日匆草于千佛山下
凌晨
　　这封信的原件在郭澄清四子郭洪林的手里，为什么？是没有发出，还是他又抄写了一份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他的文集的确没有出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澄清的心情已是糟糕到了极点。否则，这个一生从不屈服的汉子“郭大刀”，是不会用近乎哀求的笔调向他的好友求告的。
　　那时，这封信即使寄到浩然的手上，浩然也不可能为他这个自称“浩然派”的老朋友出文集的，那不是一个为“文革”时代的作家出文集的年代。再说“文革”文学，是宣扬“阶级斗争”的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关于文学创作的精神相违背。邓小平同志说：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
　　用邓小平同志这段话衡量一下郭澄清的 《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大刀记》第一部 《血染龙潭》（征求意见本）的“后记”所阐述的“阶级斗争文学”观和“为政治服务”文学观，不难看出，他的作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出一套文集，那将是难于上青天的事！
　　“我不愿，也不甘心放下党所给我的手中的笔，一息尚存，就不能停止我用笔进行战斗。 ”诚如斯言，郭澄清先生的确是一个为党的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人，可是时代扭曲了他，政治扭曲了他，他自己也扭曲了自己。这是他作为作家的遗憾，也是那个时代造成的遗憾。
　　那一代作家在那个时代都没领悟到，或说没有机会领悟到邓小平同志在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里引用的列宁说的那句话的意思。邓小平同志说：“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
　　死者长已矣！今天，我们在评价郭澄清先生的文学生涯时，实际上是在评价那个产生郭澄清现象的时代。但愿那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中重演。
（下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