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最让我难忘的是恩师对王荣泽的帮助和培养，可谓揠苗助长，割肉补疮了。王荣泽写了一篇小说，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恩师在那篇稿子上改动得很多，密密匝匝地划掉了不少。最后，郭澄清不得不在稿子原有的基础上大动手术，重新创作。让王荣泽搬来一个小马扎坐在方桌旁，让他亲自看一看老师是怎样改动重写的，并说给王荣泽他为什么要这么写。最后郭澄清三易其稿，帮着王荣泽把稿子改完，仍署王荣泽大名发表在《山东青年报》上。
　　几乎每天的上午，我会到邮局把郭澄清的书信和稿子寄到全国各地。在邮局里我小心翼翼地把邮票贴好，再把书信投到信箱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邮箱成了郭澄清与外界联络的唯一通道。
　　郭澄清赠给文学师友的书大多数也要从邮局寄出去。他会在方桌上用毛笔写上签字，然后我从抽屉里拿出郭澄清的艺术印章，印在签名的书页上。记得有一次，因为印章发生一件让我非常尴尬的事。济南的著名作家郭慎娟来看望郭澄清，在赠书时，我一不小心把郭澄清的名字印倒了，当时郭慎娟看着书页也是一脸的不快，那意思是在说，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而郭澄清却大笑着说，我说怎么晕头转向呢，原来把我的印章印倒了，不过倒着也挺好的，显得有些艺术感嘛。
　　他的话打破了一时的僵局，郭慎娟和我都笑起来。

　　魔鬼式文学训练

　　过了一段时间，郭澄清对我小说创作要求越来越严格了。一连熬了几个通宵，我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并沾沾自喜地拿给恩师看。心里盼望能得到郭澄清的夸奖。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只看了几眼就一脸严肃地说，你现在写的稿子，根本不是文学语言，换句话说，就是不叫活儿。通篇提炼不出东西，只是一篇素材。
　　我听了这话像是挨了一盆凉水，火热的心变成彻底的冰凉。恩师说完就把稿子合下推到一边，再也不想看了。他说，你不用给我誊稿了，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你给我想一百篇短篇小说的题目和一百个细节，然后写在稿纸上让我看一下。
　　一连三天三夜，我几乎没有睡觉，两眼熬得通红，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想着一百个小说题目和一百个细节。深夜里，我把电灯一关面对着无尽的黑夜，我的思维荡出我的躯壳，开始飞到浩瀚的夜空中漫游。我的记忆不得不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人生步履……在黑暗中我的脑壳像是被人用螺纹撬杠猛地撅开，裸露出的是我的思索，沿着一道道弯弯曲曲的轨迹在运行，并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我开始连接我有生以来，和我有过交往或者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的每一个人，我在想他们此时又在做些什么。我的女同学为什么偏偏嫁给瘸腿张四？我又接着去刨根问底，一篇小说题目突然在黑暗中像灵光一样在闪动，我兴奋地拉开灯，在稿纸上匆匆忙忙地写了一个小说题目，像是生怕写慢了，出现在黑暗中灵光一样的小说题目，就要被人招魂似的牵走。
　　过了三天，我没有能想起一百篇的小说题目和一百个细节。大概也就想了有四十多篇的小说题目。比如 《死秋》《乡恋》《春风杨柳万千条》等等。至于细节，那时，我还不懂细节在小说中的使用和设置，只是编造了一些故事。我把这些都写下来，便让郭澄清过目，他看了一会摇着头说，你想的这些小说命题，鱼龙混杂，有的是小说命题，可有的是报告文学和散文命题。比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就不是小说题目。
　　从那时起，我才逐渐知道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和报告文学了。记得那一天恩师对我说了很多。他说，如果有一个好的小说题目，那这篇小说就是成功百分之八十了，题目好比就是汽车上的起动机。恩师接着又给我讲了什么是小说中的细节。那一天，他列举了很多的小说名篇中的细节，有《项链》《警察和赞美诗》《红嫂》等。记得恩师对刘知侠的《红嫂》中的细节讲得细致入微很有意思。他说，这篇小说是用情感人，红嫂用乳汁救护伤员，她把乳汁挤进军用壶里，她再拿着军用壶把乳汁倒进伤员的嘴中。这样写还是多多少少地有些假。要是在现在文学开发时期，作家就会这样写：红嫂直接将乳汁挤进伤员嘴里，这才是真正的大美。
　　恩师没再让写已有了命题的小说，而是让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让我每天背诵一些精彩小说的章节。记得我背诵了路遥的《黄叶在秋风中飘荡》，三毛的《哭泣的骆驼》等小说。有一天，我问恩师背诵和写作很重要吗？郭澄清说，对于你很重要，因为你现在压根就没有小说语言，只有通过背诵让小说语言印在你的大脑里才行。
　　我有些试探地问，你爱背诵谁的作品？恩师说，你是在考我吧，不过我是绝对让你考不住的。我最爱背诵曹雪芹的《红楼梦》，你可以从《红楼梦》中挑选任何一个章节，我都能背诵下来。
　　我真的有些不相信恩师的话，他作为一个患有脑血栓的人，难道还有这么高的记忆力。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从书架上取出《红楼梦》，找出《红楼梦》的第五回，让恩师来背诵。郭澄清说第五回是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我给你倒背一下吧：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却说秦氏……在恩师的影响下，在那几个月里我背诵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的部分章节，如张爱玲的《十八春》、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铁彭卡尔的《人间王国》。

　　郭澄清的菩提树

　　郭澄清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但是到现在他还依然那么和蔼可亲地走进我的梦乡。我经常在梦中和恩师在一起有说有笑地谈着文学。恩师只要是和文学青年在一起，他就能忘记病魔给他带来的痛苦，忘记一切烦恼，他就像一个老顽童似的笑声不断。我经常梦见我和恩师在一起掰手腕的情景。那时，他在精神上还是强者，恩师是不会向任何事物低头和认输的，看他的精神好，我主动就会向恩师挑战，来，我们掰一下手腕吧，看谁的劲头大。于是我和恩师都把手放在方桌上开始掰手腕，我们的脸都憋得通红。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恩师在一起的一件件往事，已经分不清哪一件是梦境哪一件是现实。在我生活所迫，不摸笔不阅读书籍的日子里，我有时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死去了，活着的只是和我并不相干的躯壳。是恩师又一次走进了我的梦乡，他说，写点东西吧，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多情善感，忧国忧民。写文章讲究一波三折，诗文似山不喜平，给你念首打油诗吧：俺的老母不是人，本是天山一尊神，三个儿子都是贼，偷来仙桃献母亲。
　　我像一个复活者，又一次拿起笔来沙沙地向前写着。记得86年的11月，师娘在医院查出了胃癌，恩师得知这一消息后，三天没有说一句话，但他写作的时间却延长了，每天晚上恩师都要写到凌晨一点多钟，困倦了时，他爱闻一瓶风油精，痛快地打上几个喷嚏，又接着往下写。过了很多年，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才明白：恩师之所以这么疯狂创作，是因为他想忘掉摆脱这沉重的打击，他只有在写作中才能得到解脱，寻找快乐的源头……
　　那一天上午，我去邮局寄投恩师的书信，刚到邮局就雷声大作，铜钱大小的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地奔跑着，躲避着风雨。我隔着窗玻璃，上面的雨水蚯蚓般扭曲着我的脸颊，一股冷风夹带着雨点破门而入扑到我的身上，我侧了一下身子。突然才想起，现在只有恩师和他90多岁的父亲在家，一个半瘫子，一个90多岁神志不清的老人……我再也没敢停留，顶着风雨来到家中。我看见恩师和老人倒在院子里，在雨水中挣扎着。恩师在卧室里听见倒在雨中的父亲呼喊着，他没有多考虑什么，这场风雨的来临，也许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又让恩师去遭受一次磨难。没有人会知道恩师是如何爬出屋去，爬到父亲的身边……在雨中无能为力地和父亲搂在一起……
　　我先把90岁的老人背到屋里，又把恩师搀回卧室，恩师全身早已湿透了。他坐在沙发里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我连照顾父亲的能力都没有，我真是罪孽……恩师哭着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游出这片苦海呀……
　　多少次在梦中，我看见恩师微笑着朝我走来，他的步伐是那么的矫健……
　　刘凤海也是郭澄清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作家。他是山东陵县人，陵县与宁津是邻县。 2011年12月20日的《德州晚报》，“人民公社”版发表了一篇他回忆郭澄清的文章 《春蚕到死丝方尽》，文中也谈到了郭澄清先生病重期间拼命创作的情况：
　　郭老被查出心脏病后，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艰难的创作道路上拼搏。不少朋友劝他：“老郭，身体是本钱，可要注意身体呀！ ”可是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花名册在毛主席那里，阎王爷那里没有我的名字，找不着咱！”……有一天，我听医生说郭老近来身体不太好，我由县城去郭皋庄看望他。我是郭老的座上客，推门就进，进门不必打招呼。不料，一进门正看见郭老的夫人刘宝莲和儿媳正给郭老跪着说什么。我一下愣在了屋门口了，怎么回事？只听他儿媳妇秀珍说：“爹，为了创作你这么拼命，你把身体拼坏了可怎么办呀……”宝莲几乎是央求他说：“老郭，你要把命拼完了，咱家俩八十岁的老人，老的老小的小，以后叫俺们怎么过呀……”说着宝莲掉泪了。郭老忙搀扶起夫人意味深长地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是活得有没有价值！难道我不知道自己的病吗？ ”
　　我听了郭老说给他老妻的这几句话，心里不由一热，眼里立时也汪满了泪。我忙走上前去劝郭老说：“郭老师，你可千万要保重啊！”郭老说：“凤海啊！正因为我明白自己的病情，我才与时间赛跑。 ”郭老的话让我想起了中国文坛巨星东方朔的名言：生当有益于人，死当无害于人。我懂了，我明白他为什么这样拼命创作了。
　　刘德亮在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文章里，也有一段描写郭澄清在重病中坚持创作的文字，看后让人动容：
　　十年来，郭澄清同志一直像“保尔”那样，在与病魔作斗争中创作和生活。虽然病魔使他左手和左腿的下半肢失去知觉，不能活动，但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以嘴代手拔下笔帽，以被子、枕头作靠椅，以窗台当书桌通宵达旦地创作。即使在病重、脚上扎着吊针，脖子上打着封闭的危急情况下，他也没有搁笔。
　　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他正埋头创作，突然听到房顶传来一阵 “咔嚓”声，不好，房子要出事！他来不及多想，用尽全力滚下炕，爬出门。身子刚来到门外，“轰隆”一声巨响，房子倒塌了。他挂心的不是屋里的家具粮食，而是刚写了一半的手稿。村民们闻声赶到时，他第一个要求是想法把手稿弄出来。
　　郭澄清在病魔缠身的日子里，为什么这样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我们曾经深思过这个问题。他把写作当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为党多做一点贡献，固然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信念。然而还有一件事也是促使他忘我奋斗的原因之一。有一次，被他寄予厚望的学生刘俊江去看他，在谈到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时，郭澄清曾说过：“文学作品，好弱，你活着不算。只有时间才能做出公正的评价。我要写出让现在的人不说好的作品来。”二十几年后，在宁津县柴胡店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们采访刘俊江时，他谈起老师说这句话时的神态。他说：“郭老师倚在被窝卷上，左半边身子已经失去知觉，说话也有些不太清楚了。虽然说话的意思是坚定的，可他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生病前的那种锐利。我听了老师这些话，心里一是为老师感到惋惜，二是感到老师有些说大话了。重病缠身的他，心愿实现不了了。
　　对于自己前半生的文学创作，郭澄清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业务自传》里，他写道：
　　时代不同了，社会在前进、在变化，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更新，《大刀记》只能代表那个时代，到今天来看自然也有很多不足……新时期以来，我的创作十分艰难痛苦，除肢体瘫痪写字困难外，更痛苦的是自己不能投身到当前火热的生活中去，不能亲身体验改革开放大潮，创作也就难以反映现实生活，艺术上的追求也难以引起文坛和社会的共鸣及关注……回忆自己四十年的创作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六十年代“左倾路线”，七十年代赶上“动乱”，都使我的创作受到严重的干扰。而今天改革开放，创作自由，我们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好的历史时期，正可以大展宏图，我却病魔缠身，不能投身于生活，反映现实生活，心中极为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述。
　　他对《大刀记》的评价和反思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虽然1975年版的《大刀记》是在委曲求全的情况下写作、修改和出版的，可那毕竟是自己的作品呀。斗转星移，事过境迁，他知道时间在慢慢地惩罚着自己——《大刀记》只能代表那个时代，到今天看自然也有很多不足——从 《大刀记》初版到写这份《业务自传》，只不过才十一二年的时间！他关于自己文学创作的不足和困难的言说，与他和刘俊江的那番交谈，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他有写出让后人说好的文学作品的雄心壮志，可是已是时不我待了！
　　把这份自传中关于他对自己文学历史的反思，与他在1965年1月那次发言中的关于文学创作目的的文字相比较，我们发现他已经对自己几十年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最沉痛的反思。在那次发言中，他说：
　　“那时写的一些小说、故事、散文之类的东西，也是在一些新人新事感染之下，为了配合党的政治宣传人物写出来的……那时写的一些作品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大部分作品的人物形象不鲜明、不高大，主题思想不深刻。 ”
　　那时，他唯恐赶不上形势而苦恼。到了生命的晚年，他认识到了自己紧跟的形势实际上是 “六十年代‘左倾路线’，七十年代赶上‘动乱’，都使他的创作受到严重的干扰。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了。作家在极大的范围内，可以按照自己的内心来写作了。可是，自己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这，不仅仅是郭澄清一个人的悲哀，也不是“中国作家”这个群体的悲哀，而是我们国家当时政治的悲哀。
　　实际上，郭澄清没必要过分自责。著名评论家雷达在他评价《大刀记》的文章 《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里，他对郭澄清和《大刀记》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他写道：
　　郭澄清先生在《大刀记》中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激情，这成就了这部作品，但同时也因作品中人物大都被划分到了好与坏、敌与我、革命与反动等等二元对立的营垒，过于直露，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含蓄性和丰厚性。 （下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