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比如邓家院子里有一株百年樱桃，每当红果累累时，小平就会驻足树下，一颗颗数樱桃。 “小平数樱桃，一是说明伟人也是常人，也有童心，可爱得很；二是又一次证明小平对数字的敏感，所以他能在讲话中频繁地引用各种数字。 ”
　　更多细节的掌握，让黄亚洲在创作过程中更有利于采取一种 “平视”的角度，既是写领袖，也是写人，他努力把领袖的精神状态以及常人的七情六欲都表现出来。
　　电视剧播出后，这种尝试被证明是成功的，摆脱了刻画领袖人物“高、大、全”的老套路，更“接地气”，不但引起了40岁以上观众兴趣，还俘获了不少80后、90后观众的心。
　　2013年春节时，剧本完成创作，4月份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领导小组审查，今年1月份正式开拍，历时112天拍摄，7个月的后期制作，于今年8月8日在央视一套开播。
　　据黄亚洲透露，根据原定创作进度，该剧曾经计划在2013年播出，以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但是兹事体大，为了慎重又推迟了。之前，剧名还一直通称《邓小平》，直到播放前不久才定名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今年正好赶上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也是个很好的契机。 ”黄亚洲说。

有毁有誉有遗憾

　　电视剧播出第一天，就迅速发酵成一个热点议题。
　　这部电视剧中，许多人物与情节都是在我国影视作品中首次出现，比如“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等，大胆触及了以往很少触及的题材。
　　黄亚洲说，华国锋和胡耀邦是邓小平时代不能绕过的两位政治人物，以往的影视作品因其“敏感”往往极力回避，但是，在该剧，“既然不能绕过，那就不要绕过”。
　　这些敏感题材，成了该剧的一大看点。而这些内容能通过审查，也大大超出了黄亚洲的意料。他说，在长达3年半的创作时间里，他时刻做着“写了不能拍”和“拍了不能播”的心理准备。就在创作一年多之后，编剧们还领到了一笔钱，这笔钱是这么定义的：如果这个剧最终出不来，那么这些钱就当做“退稿费”了。
　　剧本创作还有一大难点是 “时间距离现在太近了”。历史学的一条行规是：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因为需要沉淀。 “比如剧中人邓家子女、刘源、陶斯亮，包括老领导人万里、汪东兴，现在都健在，到底能不能写，怎么写才好，都牵涉原则与分寸。 ”
　　所以，创作中的许多时候，都是在拿捏分寸。 “因为是电视剧，受众面积这么大；又因为是中央电视台播出，人们在看央视节目时往往会有更多的解读。 ”黄亚洲说，编剧的过程不得不慎之又慎。
　　电视剧播出之后，观众果真对其赋予了超出预期的解读，许多观众甚至拿出了“看正史”的心态。从第一集开始，关于华国锋有没有说“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这句话；得知“四人帮”被抓捕后，邓小平有没有说过“孩子们，我还可以干二十年”等等细节，都成为人们考证、质疑的焦点。
　　对此，黄亚洲说，写这类题材，总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的历史事件，事件的基本经过，人物的基本面貌，这些都不宜杜撰。而细节方面，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或者性格特征的时候，应该用典型化的表现手段。大可不必把剧中人物在当时环境下说的台词与正史一一对比。
　　“比如，我们设计了邓小平考察广东时期的下农村视察，碰到当时的农村只允许农户 ‘至多养三只鸭子’的政策，这里我们就设计了邓小平突然停车进村，发现了农户多养鸭子的蛛丝马迹，然后是农户大妈吓得要朝各位‘视察领导’跪下来求饶等等情节。虽然这些事情是虚构的，但是发生这些情况的大背景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怎么来表现，则应该由编剧来加以发挥了。毕竟，这是一部文艺作品，不要拿它当社论看。 ”黄亚洲说。
　　“当然，”黄亚洲话锋一转说，“文学创作难免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遗憾，无论是剧本、电视剧还是后来的长篇文学作品，都难免有不足之处，我们还是希望读者们能够指出来，避免以后的创作再出现类似的遗憾。 ”
　　还有不少观众指出，如反腐败、政治体制改革都是邓小平生前着重考虑过的问题，但是现在一些内容有点到即止、意犹未尽之感。对此，黄亚洲说，点到即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篇幅作了压缩，之前的剧本是60集，现在压到了48集。 “我们主要写邓小平复出的一段时间，可能未来会有别的编剧涉及到这些内容，10个编剧就会有10个 《邓小平》。 ”黄亚洲表示。

“他一出场，空气就活了”

　　黄亚洲1949年出生，与共和国同龄。他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也沐浴了改革春风，圆了大学梦。正是这种经历，让他在创作电视剧时，倾注了很大的个人情感。
　　黄亚洲坦言，自己就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受益者。 195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在“被动员提意见”的背景下，给所在的建筑公司生产计划科“党员科长”提了七条意见，其中提到 “做事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考虑”而被定为“反动言论”，受到“降职降薪处分”；他的母亲、一位多次被评为“五好教师”的小学教师则每次都要在表格上填写 “家庭出身地主”；而他自己，因为父亲的所谓“反动言论”，入党时开了两次支部大会才得以通过。正由于邓小平的复出，父亲被彻底平反，还评上了工程师职称，母亲再也不必填写“家庭出身地主”的表格，以“高级教师”的职称退休，甚至退休之后还在不停地享受加工资待遇。
　　对于邓小平，黄亚洲说，他首先是心存感恩，但是，这毕竟是个人情感，随着对邓小平的了解越发深入，感恩升华成一种理性的评价，升华为一种思想的敬佩。“邓小平以七旬高龄，以最大的政治勇气，团结党内党外，坚持把中国拉回正轨，不愧为国家发展的‘总设计师’！ ”
　　众所周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其实只是中央的“第三把手”，但是，对于“两个凡是”这种荒谬的论断，他仍然勇敢地挺身而出，加以坚决反对，即使时任党的“一把手”华国锋主席当时还在肯定 “两个凡是”。
　　“邓小平热爱人民，一直为中国人民长期的贫穷和缺乏幸福感而感到焦虑。 ”黄亚洲说，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邓小平不怕再次被打倒，高举了改革开放的大旗。
　　邓小平身上高屋建瓴的格调以及一往无前的意志力，让写作中的黄亚洲每每热泪盈眶：“他一旦活动在文字上，就有这么大的气度；他一出场，空气就活了。 ”
　　为了真切地描述出邓小平的心理活动，黄亚洲曾有好几个晚上睡不踏实，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躺在京城小旅馆的床上，努力把自己变成领袖人物，努力设想自己有很大的情怀，有时候忽然也感觉到一点什么，半夜会跳起来，但是次日落实在键盘上，精气神又都跑了个八九不离十。 ”
　　“所幸邓小平是有高度的。 ”如黄亚洲所言，“使我们这部作品有了先天的气势与力量。从某种角度说，我们不是在写作，是跟在总设计师身后，描画一个国家的蓝图！ ”
　　写完电视剧本，黄亚洲热情不减，又接受了主创任务，出版社破天荒地为他安排了一位北大研究生电脑速记，在半年的时间内，将70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改编成了80万字的长篇小说，并于8月底推向书市，短短十余天，这个大块头著作已经快速占据了各大书店的“头等”位置，为读者所瞩目与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