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庄，俗称 “吕庄子”，是鲁北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本志的编纂目的，在于透过乡亲们的回忆，参佐以其他尚能找到的文史资料，记录下吕家庄的史迹、荣誉与期许，供后人考据。
　　上世纪50年代，吕家庄约有500口人。村中共有六姓，依人数多少排序，分别为刘、赵、张、郭、周、李，六姓之来源为山西洪洞移民。明朝永乐年间迁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早期族谱均有记录。 “文革”期间，各姓家谱几乎悉数焚毁，除赵姓尚保存一幅供祭拜而张挂的谱图，刘姓、周姓保存了纸质的始迁祖以下十世名册外，其余诸姓再难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
　　目前， “社区化”的脚步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希望通过编纂这部村志——吕家庄立村600年的第一部村志，留住一些黄土砖屋的记忆，供乡亲们追思先祖生存居住的痕迹。当然，也包括凭吊品味先民们所留下的人文气息……

　　村名简考

　　吕家庄属四女寺镇，地处冀鲁边境 “省边县界”，隶属关系变化频繁。仅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经历数次变迁。
　　1956年以前，属河北省衡水地区恩县，四女寺为第三区；1956年，恩县撤销，四女寺镇改属山东省德州地区平原县，并在此建立平原县第七区；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德州地区被撤销，合并划入聊城地区。 1961年，中央纠正 “刮五风”的错误，再度调整区划，恢复了德州地区行署，四女寺也随之划归德州。 1965年，再度划为山东省武城县四女寺人民公社，仍属德州地区。
　　吕家庄濒临运河南岸。大运河堤岸恰如一个椅子圈，拱卫回护着吕家庄，传说这样的地形属风水宝地。吕家庄背依运河大堤，村庄和土地相对集中，而且向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伸展，其形状略似灵芝。村子中心有一方不知何年何月开挖的池塘，呈怀中抱月之势。百姓以经营农事为主业，以读书上进为进取之阶，在四乡素孚 “文化村”的盛誉。这个村的土地资源也比较丰富，全村拥有24顷地，经过 “大跃进”运动中的 “一平二调”，吕家庄土地折损过半，再加上运河改道造成的土地流失，今天吕家庄土地不足1300亩。
　　吕家庄东与四女寺相距一公里，南与卧虎庄相距两公里；西南与礼义庄相距两公里；西与阮庄、达官营均相距不到一公里；北边隔运河与河北头屯相距约1.5公里。村西之运河大堤，俗称“八里塘”；村东之大堤，俗称“老堤头”；是两处运河大堤往南突出之处。 1964年，运河大堤实施了截弯取直工程，这些地方已不复存在。 1963年运河大洪水，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在吕家庄与四女寺之间的 “银钉扣”堤段破堤分洪，大水吞没了吕家庄和大洼100余个村庄，保障了津浦铁路和德州市乃至京津地区的平安无虞。吕家庄人民，为国家安危作出了卓绝的牺牲。
　　这次破堤分洪之后，村中的土壤成份有所改善，原有的一部分碱地因覆盖洪水冲积的泥沙之故，得以改良。
　　吕家庄村名，留下的最大谜团，就是虽名吕家庄，而全村无一户、一人姓吕。村中流传着吕家庄原是德州城中吕家街财主家的佃户村这种说法，但真伪无从考据。
　　村南里许有一土岗，老百姓称之为 “古贝州”。民间传说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贝州遗址，有神灵守护，无论谁家婚丧嫁娶，只要焚香祝祷，都能借出桌椅板凳，方便千家万户。后来，由于有一些人家不守信用，只借不还，渐渐就借不出来了。
　　不过，古贝州遗址存在于旧恩县、旧城 （今武城新县城）一带，是史有明载的。村东南有一片水面，据 《恩县志》载： “古贝池，在四女寺附近。”当是此水无疑。这又可以作为 “古贝州”在此附近的佐证。
　　地处吕家庄村南的大洼，可是大有来历的。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高鸡古泊”。据 《中国地名大辞典》载： “高鸡泊，在恩县西北，旧为漳水所汇，广袤数百里，葭苇阻奥，可以避兵。隋大业九年，窦建德使其党孙安祖入高鸡泊为群盗。后高士达据以起事……今夷为平陆矣！”这里是推翻隋朝的三大农民起义之一的窦建德起义的发祥地。近年，在这片大洼里，距吕家庄数里之处，发掘了起义领袖孙安祖的墓地，证明了上述记载的可靠性。
　　据清康熙年间王士祯所记，这片大洼时有海市蜃楼出现。村中长辈也都依稀记得在村东半空中忽见一带城墙、数里街市的奇异景象。而村北的运河，更是“千乘旌旗分羽卫、九河春色护楼船”的皇家出巡必经之地，其地位相当于后来的津浦铁路。
　　村东一里处，原有 “十二连窑”，是为北京城烧制城砖的官办窑场。所谓 “北京的城、德州的土”就指这件旧事。上世纪50年代，这些窑址还大体完整地屹立在原处，而且仍能使用。国家“防总”实施破堤分洪时，滚滚波涛恰从 “十二连窑”故址汹涌而出，故其消失。迄今，村中老屋的墙基上，仍有大量从窑壁上拆下来的城砖残留。有诗曰：连窑十二势如龙，巍峨故都兹筑成。六百年前汗湿土，应有史笔纪德风！
　　吕家庄所在的武城县，人文环境颇为特殊，既出现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又出现了从高士达至义和团的诸多农民起义， “天下大治”和 “天下大乱”的征象，在这里都有显著的表现。
　　吕家庄地处河川形胜之地，人民见多识广。村东之四女寺镇，为原恩县左衙驻地，是千里运河线上的一个著名的水旱码头。据民国 《恩县志》载，本县历史上第一个搬运工会，就出现于此地。此地还拥有历史悠久的以弘扬孝义精神为主题的神话传说，是运河沿线的历史文化名村。吕家庄西接历史上的屯兵之所达官营，北濒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南临历史胜迹高鸡古泊，可谓河川壮丽、位置优越，造成人民追求文化的性格特色。

　　耕读兴业

　　吕家庄六姓居民都是洪洞移民的后裔，这里有无原始居民，已无可考。六姓中，有的是一步到位，择此而居，系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来，有的则是历经辗转迁来。其中艰辛甘苦，难以一一考据和详述。
　　吕家庄的百姓，大部分依靠种植五谷谋生。因地近运河与高鸡泊水面，故有少部分农户兼营渔业，有撒网捕鱼、在岸边下搬网捕鱼、下滚钩捕鱼几种方式，皆属农闲务渔。因此又有 “打鱼摸虾、耽误庄稼”之俗谚。上世纪70年代运河断水，这几种打渔方式已不复存在。以赵姓为主的部分村民，农闲季节兼营木工，为乡亲打造家具、农具等，方便一村民众。
　　吕家庄人勤劳、聪明，富于创造性。他们种植芝麻等经济作物，磨成香油，除供应四乡需求外，还用船批量销住天津。当时就有吕家庄 “八十户人家、四十多盘香油磨子”之称。足见在小生产为特点的年代里，吕家庄已经形成了规模生产的新形式。
　　据记载，当时吕家庄有 “四多”：拉船的多，走京下卫的多，闯关东下南边的多，做小买卖的多。
　　因吕家庄地近运河岸边著名商埠四女寺镇，有一些村民参与经商活动。村民刘化成经营 “万福茂广货铺”，在四女寺街西十字街迤北路东，坐东面西，有6间门市。由于地近四女寺船码头，生意兴隆、享誉一方。吕家庄从事 “勤行业”者，仅在天津就有数十户之众。很多农户丰年在家务农，一遇灾荒年景，带上一麻袋 “芝麻仁”下天津卫，从事厨师业。德州烹饪业是鲁菜的北支，四女寺商埠是一支重要的厨师力量。在京津一些饭店集中的街区胡同里，形成了 “无店不是寺上人”的俗谚口碑。
　　清末民初时期，与吕家庄接壤为邻的四女寺 “山西会馆”曾是义和团活动的场所。 1945年日军投降，村中一部分革命青年，率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赵洪典成为吕家庄村第一位共产党员。周金铎、张子申、赵洪升等先后入党。吕家庄出现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用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先进青年。刘金峰1947年带头参军，时年19岁，两年后在解放江苏宝山之战中光荣牺牲……
　　在此后的民主建政和参军入伍运动中，吕家庄都以敢为人先的勇气，或直接参军入伍，或参加地方政权及其领导下的正在草创阶段的机构，成为颇具老根据地色彩的先进村。
　　上世纪50年代，吕家庄的各项工作都处在四女寺一带前列。

　　文化立村

　　吕家庄老百姓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极为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追求。他们把 “忠孝传家远、诗书处世长”这幅被世家望族张贴在门楣上的历史名联，也刻在了自己的心上。
　　上世纪50年代，本村考取四女寺完小的一批毕业生，被安排在当地机关，在基层机关中发挥着骨干作用。更有一部分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成为当地农村领导骨干。周金生、周振华、刘志军、张玉新分别从不同岗位考取大中专学校，成为本村学子的榜样，是这个时期 “文化村”的标志之一。
　　吕家庄重视学校教育。早在民国年间就办了私塾，由村中“秀才”张子实先生任教，以后更是从教成风。老师的学生，多有做了老师者，粗粗算来，不下十名之数。他们的学生，遍布故乡周围村庄。吕家庄所出教师数量，大大高于周围村庄的平均数。有的家庭子承父业、兄弟效法，一门数名教师，诸如刘玉恒老师及其家族、张玉新老师及其家族，可谓 “教师世家”。
　　吕家庄外出工作者，或就地在当地机关任职，或远走天津，参加饮食服务行业。更有人从军入伍，为保卫祖国效力。
　　说吕家庄是 “文化村”的依据，原不单纯表现在有多少人考取了大学，而在于村民对文化地位的追求和向往。
　　吕家庄人对于本村小学中来自外村的教师的尊重，是可圈可点的。李福彬老师在本村教书，每年春节后，各家轮流请他到自家吃饭，直到过完正月。后来，李老师奉调到贾庄教学，全村学生拦车苦苦挽留，被人们传颂了许多年。
　　这个村庄对于文化的追求是令人感佩的，在极左路线步步紧逼的严峻的日子里，一户普通村民，给自己的孙辈命名为：儒、仁、孔、孟、礼、义、珍……更有人在毁灭文化的高潮中，四处搜求图书古籍，苦心研读，最终成为德州地区的第一批省作家协会会员之一。所著的 《颜真卿》 《颜杲卿》《故渎》《昨天的公仆》等作品，至今风行于世。其中长篇纪实小说《故渎》，为民间抗日英雄宋景周立了一部正传。
　　高考恢复后，吕家庄学子考取大中专生之多，成为全四女寺镇的领先者，给 “文化村”的盛誉增添着新的内容和后劲。
　　吕家庄村被誉为 “文化村”，还表现在村民崇礼重教，身体力行。全村民风淳厚，孝亲敬长，鲜有不孝父母之辈，更遑论不法之徒，村里很少有刑事案件发生。
　　上世纪50年代以前，吕家庄人办起了高跷队，置办了全套行头，逢年过节都要击鼓同乐一番。村头场院里，村民们扮演的渔樵武士、神祇仙女，置身于两米高的高跷上，各显其能，其情其景，蔚为壮观。

　　前景瞩望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吕家庄的命运和全中国的命运一道，迎来一次根本性的大转折。
　　此前的30年，吕家庄换了7任村委会班子，除1972年，在本村扬水站建成、水浇地面积得以扩大的前提条件下，小麦产量一度实现 “过黄河”外，其他时段，都没有能够带领群众摆脱吃统销粮的命运。据 《吕庄子村史》载：1973年以后，产量每况愈下，生产无人管，粮食产量逐年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吕家庄虽然有了全新的变化，但步伐一直不大。除村民郭丰明靠在外承揽工程取得一定成功外，玻璃钢生产、汽车配件生产、密封条生产等致富之路，都没有让吕家庄乡亲们接受……
　　历史，在这个阶段，为吕家庄留下了一个巨大而沉重的遗憾。她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村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在她的身上，带有农耕村落的几乎全部特征。优点和缺点、高尚与低微；善良与偏狭、希冀与失望；卓识与蒙昧、尊崇与屈辱……她所反映的兴治规律，是中华民族兴治规律的缩影。吕家庄，是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标本所在。
　　2009年春，吕家庄发生了一件震动一方的盛举：郭丰明捐资20万元为村中铺设柏油路面。村委会找到笔者，撰写碑文记录下这件功德。笔者写下一首四言诗，并请友人、著名书法家丁兴才先生书写备刻。兹录其全文于后：
　　吕庄子村，立六百载；村中道路，自然成街；三纵三横，坦荡和谐。高鸡古泊，多有水灾；蓄水分洪，村周筑台；道路阻隔，四围高崖。改革开放，顿显逼仄；通行不畅，发展受碍；不利经济，有碍往来；合村老幼，企盼一代。支部村委，统筹安排；主政诸君，竭诚躬率；郭氏凤鸣，慷慨解怀；捐款廿万，功德常在；六路通三，容颜大改；街平如镜，不见尘埃；民众腾欢，观瞻壮哉！
　　2013年 12月 15日，吕家庄村支部班子成员再度来到德州，请笔者参与本村生态农业建设规划，以及有关文化项目的策划，并希望笔者为本村编一部村志，这就是村志的发端与起始。
　　吕家庄立村600年来的第一部史志，正式启动……
□刘金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