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敖田（右二）夫妇与本报采访组

个人简历

　　孙敖田， 1944年出生，平原县王庙镇张官店村人。 1957年—1963年，就读于禹城一中初、高中部。 1967年7月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 197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年1月由部队农场分配到平原县工作。历任平原县屯于中学教师，苏集中学业务负责人，中共苏集公社党委秘书，平原县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平原县委副书记、平原县县长、党组书记，中共山东省委联络员，省委办公厅人事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1990年6月，担任山东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9年，任山东行政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1月7日上午9点半，记者准时来到位于济南市八一立交桥北首的省委一宿舍，与我们的采访对象——山东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孙敖田通了电话。 “等我一下，我马上走到大门口了。”话音刚落，就看到一位老者健步朝我们走来， “家乡来了客人，我一定要到门口迎接才行”。
　　从大门口顺着小路走到院子的最南头，有一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4层住宅楼，孙敖田来济南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感谢家乡的挂念，很高兴能向家乡人民汇报工作。”给我们泡上茶水、剥了水果后，孙敖田开始了他的讲述。

家境贫寒，几经曲折完成学业

　　1944年1月，孙敖田出生在平原县王庙镇张官店村。张官店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前建村，秦王赢政二十六年 （公元前221年）以此为县城置平原县。村子作为平原县城驻地，时间长达770多年。三国时代刘备坐守平原县令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孙敖田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在那个年代，和很多农村家庭一样，家里经常靠救济粮、救济款生活。孙敖田说，记得9岁那年，小学一个王姓老师把他叫到家里去吃了顿饭，对他说： “到家跟你娘商量商量，你跟着我吧。”孙敖田那时候小，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回去就把老师的话传达给了母亲。母亲听后态度很坚决，说再穷也不能把孩子送人！
　　1957年，孙敖田小学毕业后，和村里的几个同学一起去禹城一中考初中。 “那时候小学毕业后，要自己拿着毕业证选择初中去考。”孙敖田说，之所以选择禹城一中，因为它是重点中学，前身是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第二中学。没想到，同去的几个只有孙敖田考上了。高兴过后，开学时要交的14元钱学费、生活费愁坏了父母。玉米六七分钱一斤、鸡蛋2分钱一个，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多余的粮食卖呢？于是，洗脸的铁盆、抽屉上的铁皮、门上的铁把手儿……家里凡是能动的、能卖的东西，全卖光了，才勉强把钱凑够。
　　1958年暑假过后，孙敖田又一次面临 “巨额”上学费用的困扰。这一次，他知道，家里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卖了。 “怎么办呢，要不找教务处长借钱吧。”连续3天，下晚自习孙敖田都到教务处门口徘徊，但始终没能进门开口借钱。这时，孙敖田下了决心：不上学了。回到家，跟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父母只是沉默，并没有发表什么看法。 “那时自己倒觉得没什么，因为村里除了我没有上初中的，心想着不上了就在家干活。”孙敖田说，但是能感觉到父母心情的沉重。
　　离校一周，孙敖田收到班主任杨仁青老师的信。杨老师在信中写道： “学校有纪律，请假回家要赶紧回来。”又过了一周，杨老师寄来了第二封信： “再不回来学校就要除名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孙敖田再次收到杨老师的来信：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国家有政策了，中学生的经费由公社来拿，不用你再交钱了，赶快回来吧。”看到这封信，父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说： “你快回去上课吧！”孙敖田说，正是杨老师的这封信，改变了他的命运，从那以后，无论多么艰难，他从来没有过退学的念头。

“办高中”的经历，使他成长起来

　　从禹城一中高中部毕业后，为了省钱，孙敖田选择了有生活补助的山东师范学院 （今山东师范大学）。 1967年，孙敖田大学毕业，次年，他被分配到6094部队莱西农场接受锻炼。在部队农场，大部分时间是劳动，劳动之余，还要进行政治学习和军训。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孙敖田却也没真正干过农活，农场劳动让他得到了锻炼。那时候农场流行一句话， “要坐稳接受教育的小板凳”，这使孙敖田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孙敖田认为，虽然这段历史时期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对于他个人来讲，两年的农场锻炼磨炼了他的身心。
　　1970年1月，孙敖田回到平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办高中”。当时平原县新建了4所高中，孙敖田被分配到平原城南15公里远的屯于中学。当时的教育局局长王荣朝郑重地说，屯于中学很好，因为它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寺中学，而另外3个中学都是由当时公社驻地的小学发展来的。
　　春节过后，孙敖田和另外7个同事高兴地出发了。他们从县城一中带着窝窝头、萝卜咸菜、铺盖卷、铺板。到了之后，孙敖田发现学校就在一片荒地上，根本没有爱国寺，只有矮围墙里的3排平房，看来这就是所谓的“爱国寺中学”了。没有吃的，就啃自己带来的窝窝头；没有水喝，就到屯于村借了水壶，打来水，在铁炉子上烧；没有床铺，自带的铺板铺上些麦秸睡……这里没有集市、供销社，买个牙膏、牙刷，都得步行6公里到苏集公社驻地。几天后，学生们入学，没有宿舍，只能借住在村民家里。村民给腾出了3间房子，很破旧，墙上裂着大口子、露着天。怕学生们害怕，孙敖田就陪学生们一起住。
　　在这里，孙敖田在农场里磨的思想、炼的劲都用上了。除了想方设法把教学搞好，孙敖田干什么都不辞辛苦。当时的厕所就是围在小墙头里的一块地儿，每到周末，附近老师都回家了，孙敖田就把在部队农场干活时的旧军装一穿，把厕所的粪便都挑到地里去。学校地里要种果树，孙敖田和当地的一位老师，骑自行车到30公里以外的恩城沙河林场驮来树苗。学校是碱洼地，水井离得比较远，屯于村里没有甜水井，打水要绕过屯于村到菜地里，来回好几里地，有的老师年纪大了、有的老师不会打水，只有孙敖田干得最多。孙敖田把这些都归功于在部队农场的锻炼，他说如果从山师毕业就回来当老师，不可能干得了这些活儿。
　　孙敖田的踏实肯干在苏集公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大家都说学校来了个大学生，和村里的小伙子一样能干。
　　在学校干了一年多，孙敖田被借调到苏集公社。后来，屯于中学撤销，孙敖田被分到苏集中学当副校长。 1976年，孙敖田正式调到苏集公社，担任党委秘书。
　　孙敖田来公社后，书记、社长的讲话稿常常由他负责。那时流行一句话， “干活干到二十九，吃完饺子再动手”。有一年，孙敖田年三十才回家过年，没想到，三十晚上下了大雪。由于初二公社要开干部会议，孙敖田要在开会前把讲话稿交到领导手中。初一一大早，孙敖田决定赶往公社。地上白皑皑的一片，为了不走错路，孙敖田就沿着河堤转着走，步行了近20公里，一直到天黑才赶到公社。孙敖田对待工作认真的态度，得到了当时公社领导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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