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庸（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个人简历

　　周克庸，男，1951年生，山东庆云人。研究员，中共党员。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66年初中毕业后赴新疆参加工作，1970年返乡于庆云县崔口镇周辛村务农，1976年在德州工艺美术厂当工人，1980年在德州七中任教。1984年应聘到中共太原市委党校，2001年应聘至浙江传媒学院。
　　曾任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理研室主任；兼任“山西省舆情研究预测专家系统”研究员，山西老年学学会特约研究员，山西青少年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山西省委党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全国党校系统期刊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会员；山西省青年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协会副总干事、哲学学会理事、美学学员理事等；曾任浙江传媒学院特级教授，《浙江传媒学院学报》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校思政研究会副会长等。
　　曾在 《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高校理论战线》《中国国情国力》《晋阳学刊》《浙江学刊》等报刊发表论文、作品350余篇，连同专著总成果400余万字；有多篇文章为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业经济》《精神文明建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小学教育》等专题分册转载，为《中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哲学年鉴》《新华文摘》《经济学文摘》《文摘报》等报刊转载、摘登。先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报纸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中国改革与发展”全国征文优秀论文二等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文章大奖赛三等奖等各级各类奖数十项；有论文入选“全国社科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全国入选文章57篇，中国社科院主办）、“全国第三次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入选文章100篇，中宣部等国家七部委主办）；“世界第十五届老年学大会”（1993，布达佩斯）等重要会议。
　　见到周克庸教授之前，我们努力地想弄清他的专业和研究方向，但很快就发现这是件困难的事。
　　作为浙江传媒学院的教授，他显而易见应该是传媒学方面的专家，他参与了多部电视片的创作，当下正在创作一部关于家乡人民抗战的长篇电视剧，他主笔的电视理论专题片也得过全国“五个一”精品工程奖这样的大奖。但同时，有关资料显示，他大学学的是中文，文字语言学、先秦思想文化、中国古代神话研究都是他的 “长项”，他在 《“同义连文”与民族文化恒常准则》《现代汉语形声字 “韵变”说》《月神原型为玄冥说》等文章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引起了学界注意。进一步深入了解后发现，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更加突出——曾先后在 《求是》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作品350余篇，题材涉及中国政治、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党的建设、道德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文明等方方面面。他还钟情于文学创作，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有出众的作品。他甚至还在硬笔书法、歌曲方面也有作品曾获全国大奖……想用某个专业来限定他，着实让人为难。
　　我们只能冀望于从周克庸自己那里找到一个关于 “专业”的清晰答案。 11月14日，在他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家中，我们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他。略一沉思，他说： “杂家！”这，就是他给自己专业的定位。
　　“在这么多方面广泛涉猎而且都取得了突出成绩，您靠得是什么？” “文生于情，兴之所至。”
　　而他的一个友人在一篇文章中说： “周克庸是那种给一缕阳光就会打造出一方灿烂天地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凭借自己的博学多才换取累累硕果。”

艰苦岁月，靠抄书点亮梦想

　　在周克庸网易博客的 “个人简介”栏里，写着这样一段话：“我的人生信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迷失了自己……”这是他用60多年的人生经历总结出来的智慧。
　　1951年出生的周克庸，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人生诸多的困苦磨难： 15岁，他告别北京舒适的城市生活，远赴新疆成为建设兵团农一师的一名 “羊倌”，稚嫩的脸庞经受了塔里木盆地如刀的风沙和冰雪； 19岁，他回到庆云老家的农村，在结满盐渍的贫瘠土地上流淌自己的汗水； 25岁，国家落实政策，他到德州工艺美术厂做了一名造型工人； 26岁，他迎来恢复高考的喜讯，虽考出了山东省语文分数第一名的好成绩，却历经几次反复才得以进入大学。
　　然而，所有的坎坷崎岖都未能让周克庸迷失掉自己，在 “文革”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靠读书让心中的梦想继续飞翔。当时，书籍大都被扣上了 “封、资、修”的帽子，被扔进熊熊大火，偶尔有幸存下来的书，其主人也不愿借人。对书籍如饥似渴的周克庸，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抄。在新疆建设兵团放羊时，周克庸借到了一本 《唐宋词一百首》，他如获至宝：一边放羊，一边抄书。新疆的冬天天寒地冻，风卷狂沙，吹到脸上像刀割一般。周克庸把吃饱了的羊群赶到一起，挤成紧紧的一团，自己钻到羊肚子底下躲避风沙，把身子半埋在流沙中，用冻僵了的手把整本书抄写了下来。
　　除了 《唐宋词一百首》外，周克庸还先后抄过 《聊斋》 《唐宋名家辞选》 《少年维特之烦恼》 《巴尔扎克研究》 《拿破仑年表》 《声韵字表》等等。抄写《聊斋》时，周克庸已经回到庆云老家种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远亲家发现了一套12册线装木版印刷的 《聊斋》，好说歹说，人家终于答应借书给他抄，但一次只借一本，还旧借新。这位亲戚住的地方离周克庸的村子有三四十公里，那会儿也没有自行车，只能腿着来腿着去，光借书还书12个来回跑下来，周克庸就走了四五百公里。那会，一天得下地干活十几个小时，只有晚上才有空抄书。当时是冬天，周克庸把窗户纸全扯下来，让风呼呼地往屋里灌，好多人说他 “抽疯犯神经”，其实他是怕自己犯困。因为冷，周克庸一冬天没脱衣裳，身上的虱子多得滚成了蛋。就这样，他把一套《聊斋》抄了下来。后来，周克庸虽然有了铅印本的 《聊斋》，但这套手抄本一直保存着并珍爱有加。
　　抄书之外，周克庸还和别人换书。上个世纪70年代的农村，仅存的一些书被当成废纸，用来在过年时换鞭炮。但鞭炮作坊更喜欢用报纸做鞭炮，同样分量的报纸可以换到更多鞭炮。周克庸就用自己订的报纸换旧书，收获颇丰,他用这种办法，先后换到了《袁了凡王凤洲纲鉴合编》、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还有民国初上海广益书局的 《言文对照新式初等论说指南》等等。后来，国家给周克庸部分落实了政策，他有了自己的工资收入，便时常走进书店买书。当时，周克庸日子过得非常抠门，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但买书却非常大方，攒点钱大都花在买书上了。

厚积薄发，学术成就斐然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读书对周克庸来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下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