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增（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在名校林立的北京海淀区，有一所高校不得不提。它的校友中，先后出任驻外大使的就有400多人，出任参赞的达1000余人。有这么一个说法，世界上凡是有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就有其校友的身影。这让它赢得了“共和国外交官摇篮”的美誉，它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在偌大的海淀区，想找到这所 “摇篮”，有点不容易。没有气派的标志物，建筑群透着沧桑，即使已经站在墙外，记者竟然没看出身后就是北外——低调内敛、朴实无华，也只有底蕴厚实的名学府才有这样的气魄吧。而北外的这种淳厚、踏实的校风，早已深深影响到了杜学增。
　　10月29日，记者叩开杜学增的家门，走进客厅，窗明几净，白色地板砖上一尘不染，阳台上各种植物正开得枝叶繁茂。
　　记者面前的杜学增，已经73岁了。虽为名校教授，但他待人却如邻家大伯般宽厚、真诚、热情；谈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严谨与 “锱铢必较”，每次记者用“顶尖”、 “最好”等词形容他的成就时，他都会更正一下——“谈不上”、 “可不能那么说”；他曾主政北外英语系和学院5年之久，对于完善学科建设和教学体系做出了贡献，然而每谈及这些，他都不忘提醒记者，这些工作都是学院老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万不能单算到自己身上。
　　杜学增的严谨、谦逊、不贪虚功、不恋虚名，充满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坦荡，令采访组所有成员肃然起敬。

勤奋执着留校北外

　　1940年4月25日，杜学增出生于德城区二屯镇头百户村，他的家离大运河仅有半公里之遥。在运河文明的孕育之下，头百户村重耕读、重教育，据杜学增回忆，村里曾经还考出过一名秀才。
　　10岁时，杜学增在头百户村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启蒙老师是过去的私塾先生。每天除规定课程以外，老师还会安排写日记、练毛笔字、朗读古诗文，给了杜学增坚实的文化积淀。
　　1952年，杜学增进入吕家街小学读高小。老师们的敬业与严谨，让杜学增长知识的同时，懂得了不少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有一个叫叶影麟的老师，让他怀念至今。叶老师教语文、音乐，对学生的课业要求严格，但又很爱护学生。他每天的衣着总是那样整洁、干净，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精神抖擞，还写得一手好字。叶老师几乎成了杜学增幼时的偶像，从叶老师身上，杜学增学到了踏实、宽厚、勤奋、一丝不苟的品质，受益终生。
　　1954年，杜学增考入德州二中读初中和高中。在这里，杜学增开始接触英语。从最简单的ABC学起，杜学增逐渐对英语产生了浓厚兴趣，单词、句式、语法……他仔细学、认真记、刻苦钻研，从未有丝毫懈怠。靠着勤奋与执着， 1960年，杜学增以优异的高考成绩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彼时，俄语风行大江南北，许多人会填报俄语。但是，杜学增坚信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他毫不犹豫地选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英语专业。
　　在北外，高中时期扎实的基本功让杜学增学起语法来不费力，但受乡音影响，他的口语一直是弱项。为了突破这个瓶颈，杜学增苦练语音，坚持每天早起大声朗诵；同时，他广泛涉猎各类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知识，阅读了大量原版英文书籍。
　　杜学增的勤奋与踏实，引起校方的注意。 1965年，杜学增毕业时，学校向他伸出挽留之手。从那时起，杜学增就从未离开北外。

潜心研究成果斐然

　　1972年，杜学增正式走上本科教学岗位，据他的学生讲述，每次上课，他总是早到10分钟，先把教材和一大堆纸质材料整齐放置桌角，然后打开电子文档，浏览一遍当天要讲的内容。桌角的材料，是他平时收集的素材，报纸、杂志、书籍，甚至自己使用过的书信——杜学增非常擅于从鲜活的实例中，找出有趣的翻译现象与学生一同探讨。杜学增的课有趣、实用，深受学生喜爱。每每下课铃响起，许多学生并不忙着收拾书本、急奔食堂吃饭，而是围住他继续探讨问题。这个时候，杜学增从来都是耐心地回答完每一位学生的疑问。
　　1974年，杜学增被中国贸促会借调做翻译，前往马耳他、冰岛等国参加一个工艺品展览会。当时国家不富裕，翻译的待遇并不高，杜学增既要做翻译，还要干一些体力活儿，比如帮忙搭建临时展馆。由于纬度高，太阳辐射很强烈，稍不注意防晒，身上很快就晒脱一层皮。艰苦的环境下，杜学增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
　　异域文化让杜学增大开眼界。马耳他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开车逛一圈就能走遍全国；冰岛号称没有细菌的国家，环境非常干净，同时地热资源丰富，杜学增记得这样一个细节， 80多度的热水从地下涌上来，还能闻到一股硫磺味儿。这些经历激发了他对研究异国社会文化的兴趣。
　　1984年，杜学增被选为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两年，主修社会语言学。当时，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大学教师仍然以教学为主。北外却引时代风尚，将科研的发展与教师自身专业的提升列入日程，并鼓励教师朝这两个方向努力。杜学增选择了社会语言学。恰好，宾夕法尼亚大学堪称社会语言学教学与研究的大本营，世界顶尖级的学者都汇聚在这里，在世界享有盛名的社会语言学家 William Labov和 DellHymes都执教于此。
　　在名家云集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学增的学术造诣得到了极大提升。当William Labov得知中国的语言学界对社会语言学知之甚少时，他特别嘱托杜学增，一定要把这门新兴学科介绍给中国学界。
　　杜学增不负所望，不但将这门学科带回中国，还将它的许多研究经验、研究方法一并介绍给中国的学者，并且在北外开设了社会语言这门课程，沿袭至今。杜学增是北外从事社会语言教学的早期教师之一，对于提升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7年，杜学增开始从事研究生的教学，让他有更多精力继续深耕社会语言学领域。 1993年，凭借自己对社会文化研究的独特视角，杜学增得到了一次赴澳大利亚研修的机会。
　　在澳大利亚，杜学增发现，这里的英语无论在用词、语音、语调方面都与他所熟悉的英国英语不同。甚至一些中下阶层讲出来的英语，就连他这个英语专家都听不懂。这让杜学增产生了浓厚研究兴趣，他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澳大利亚语言进行了观察。回国之后，杜学增还专门开设了关于澳大利语言与文化的课程，促进了他对澳大利亚英语进一步地研究和更深层次的思考。
　　2002年，经过长达近10年的潜心研究，他的重要研究成果《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问世。这本论著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探讨了澳大利亚英语的特点，对于促进中澳两国跨文化交际，促进彼此之间联系产生了积极影响。2002年，澳中理事会为了表彰他对促进澳中关系所做出的贡献，颁给了他澳洲政府图书奖，并资助他于2003年再赴澳洲从事研究工作。
（下转3版）

个人简历

　　杜学增，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1940年4月25日生，德城区人。
　　1950年—1952年，德城区头百户村小学初小。
　　1952年—1954年德州市吕家街小学高小。
　　1954年—1960年在德州二中读初中和高中。
　　1960年考入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修英语专业，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1984年—198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系做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主修社会语言学。
　　1993年—1994年，赴澳洲格里菲斯大学人文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
　　1998年—2003年曾先后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英语学院院长、澳研中心主任。
　　2003年再赴澳洲格里菲斯大学人文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
　　2004年 11月至 2011年11月，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现为该研究会学术顾问，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多次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院两级颁发的优秀教学奖。
　　专著《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于2002年获得了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颁发的澳洲政府图书奖，并被资助于2003年到澳洲的格里菲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2007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