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济南战役后随部队休整，时任华东野战军10纵队连政治指导员

1987年7月，在某装甲师检查工作并检阅部队

1955年9月，在福建军区机关时留影

一九九一年六月，在济南市经七路西段拓宽工程工地上参加劳动。时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上接2版）会上，面对中央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总政治部余秋里主任等领导对三十一军“反对军委规定、参与经商活动”的质问，宋清渭不推诿、不掩饰，实事求是地汇报了部队驻在厦门特区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部队每天有数百辆车往返泉州大桥，初步匡算，军里一年至少要支付50万元以上的过桥费。军以下单位没有任何机动经费，上级又不给报销，我们怎么办？”还反映了干部生活补助等问题。并表示，来北京之前刚接到军委关于军以下部队不准经商的指示，一定认真贯彻落实。军里生产经营的收入二三百万元，分文未动，可以如数上交。杨尚昆听完汇报后说： “你反映的情况很好。军委办公厅要把这些情况整理一下，上报军委和中央政治局。你们挣的钱，只要不违法，军委也不收，归你们自己支配。”余秋里也称赞说： “你这个军政委敢讲真话，比较实事求是，讲得比较实在，反映的情况很好。我们要提倡这种作风。”两个月后，国务院行文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军车过桥过路一律不收费，部队也增加了机动费。
　　建国初期，国家政治生活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下，敢说话、讲真话，无疑需要很大勇气。宋清渭却敢于提出的意见和主张，绰号 “宋大炮”。当时，军区主要领导皮定均出于爱护他，私下里曾专门嘱咐他： “你这个人爱‘放炮’，你要注意！有不满放在肚子里，一不要到处乱讲，二不要给上边的人打电话，三不要给上边写信。”
　　1960年11月，福州军区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肃清所谓的 “彭、黄反党集团”流毒，批判军区韩先楚、刘培善两位首长，会期多次延长，一直开了近40天。时任福州军区党委秘书的宋清渭作为会议的秘书组长，深感这种做法不妥，就提笔给主持会议的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叶飞写了一封信，认为对韩、刘的批判过火了，范围过大、时间过长。信刚发出，会议就结束了，定性韩先楚为 “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定性刘培善为 “极端个人主义分子”。但两年后，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分组会上，中央领导为韩、刘二人平了反。
　　1967年1月，担任福州军区守备七师九十四团政委的宋清渭，到福州军区参加 “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造反派冲击会场，抢占主席台，围攻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大会结束，宋清渭返回驻地时也遭到了造反派的围攻。第二天，他立即召集团党委常委开会，并连夜组织起草了一份电报，以团党委的名义，报闽北指挥部党委并福州军区党委，建议军区明确指示部队要绝对保持稳定，军人要听招呼、守纪律，对公开到地方参与造反活动的军人，要绳之以法。这封电报得到了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司令员的充分肯定，并被转发各大单位党委。但这封电报也刺激了军队内部一些人，他们认为这封电报镇压 “造反派”。
　　1974年10月，福州军区党委召开由军一级党委正副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给已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定性时，有些人主张定为 “林彪死党”。宋清渭在小组讨论时，第一个发言表示反对。但他的意见没被采纳，福州军区以党委名义起草电报，定韩先楚为 “林彪死党”，正式上报下发。但翌日，军区就紧急通知收回电报。原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军区打电话说中央不接受这样的电报，立即退回！历史证明，韩先楚是我军著名的战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福州军区定他为“林彪死党”是完全错误的。
　　回想起这些往事，宋清渭将军说，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应当始终坚持一条，就是对人、对事，要讲党心、讲公心、讲良心。一个正直的人，不应当趁火打劫、乱中称王；不能把同志当坏人，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不能有私心和野心，跟着别人胡闹腾，搞个人的东西。
　　在宋清渭将军那里，他的“大炮”有时也瞄准自己。 2009年，他出版了回忆录 《岁月纪实》。在这部书中，他既写自己成功的经验和成就，也实事求是地写了自己的一些失误和教训。其中，有这样两件事：一件是解放济南时，一位老资格的副班长战后把房东的一个被单卷走了，身为指导员的宋清渭非常气愤，下令关了这个副班长3天禁闭。3天后，这个副班长坚决不出禁闭室，原因是指导员关禁闭时没有按规定请示营里，是 “一言堂”。将军在书中总结到： “要让战士遵守纪律，干部首先要带头。不让战士做的事，自己首先别做。”另一件事，发生在他任济南军区政委时。 1989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解决作战师干部的接茬问题，他建议选拔一部分年轻优秀的团长、政委进入作战部队师班子，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和总部领导肯定，并被刊登在会议简报上。回军区后，在未向总政正式请示的情况下，他向军区党委建议，提拔了20多名团职干部进师班子。在1990年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上，总政领导接到一张小纸条，反映济南军区未经请示超配师职干部。总政领导当场不点名进行了批评，宣布超配的干部一律无效，撤销任职命令。事后，宋清渭在军区常委会上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并两次向总政领导作自我批评。事情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那些干部的任职命令也没有撤销。后来知道，递纸条的是军区机关参加会议的一名处长。宋清渭不但没有批评处理他，反而将其提升到一个作战师去任职。

　　退而不休，本色依旧，他自己给自己“封”了两个职务：一谓老战士，一谓老党员，继续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1994年11月，宋清渭退出济南军区领导岗位。 1995年到1997年，他继续履行中共中央委员的职责， 1998年1月，他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3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1996年初，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下发后，他及时深入工厂、农村、部队进行调研，写出了长达万字的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建议》，转报中央政治局并江泽民同志。他撰写的 《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先后被 《求是》等重要新闻媒体刊登，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5年间，他先后向大会提交了制定黄河保护法、治理黄河污染、减轻农民负担、制定口岸法和反腐败法等提案，大都被大会采纳。在参加的30多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对制定和修改国家法律草案提出70多项重要建议。
　　2003年3月，宋清渭退出第九届全国人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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