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营政治教导员兼代理营长，带领部队挺进云南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每当我翻看那些老照片，就回忆起在老山前线的一幕幕战斗场景，想起血洒南疆、为国捐躯的英魂，光荣负伤、终生致残的战友，这让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炮弹落在身前2米的地方

　　1985年5月22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我和负责全营伙食管理和保障的营管理员刘国兴同志带上两名警卫，打算到八里河东山的营观察哨位，去慰问在那里执行战场观察任务的营部指挥排侦察班的同志们。
　　我走在最前面，随后是刘国兴、赵国贵，还有另一个战士。刚走到一段半山腰的暴露地段，我们就看到步兵团的3名通讯兵正围在一起检查电话线路。说话间，我们4人就到了他们跟前。就在这时，只听得“嗖”的一声，打来一发炮弹，紧接着就听到身边“嚓”的一声。战士赵国贵生气地喊：“谁投石头？ ”我急忙向周围仔细观察，只见在我们左前方2米多的地方，竖插着一发还未炸响的小口径炮弹。我大喊一声：“快趴下！ ”刘国兴同志紧跟着我趴下，后面的几名战士也半蹲半卧地趴在地上。大约过了十几秒的时间，我见炮弹未响，就回头对着几位同志大喊道：“拉开距离，快速跑步前进！ ”指挥他们迅速离开了那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是非之地。图一就是当时炮弹插在地上的情景，警卫员赵国贵在紧急情况下拍到的。

弹片炸落后离头部只有10公分

　　1985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营指挥所和副营长一起指挥作战，指挥所的其他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接转电话的喊叫声、收发电报的“滴答”声、情况报告声、发出指令声响成一片。当时，双方炮火打得非常激烈，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指挥所所在猫耳洞的周围或上方，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各种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为了及时了解敌情，我一只手撑在洞口，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向。哪知，我刚趴在洞口，敌人的一发160毫米大口径炮弹就落在了离洞口10多米的地方。刹时间，土石飞扬、硝烟弥漫，我下意识地将头尽量低下，趴在那里不动。紧接着，纷纷落下的石块、土块、枝杈等将我的头整个埋了起来。猫耳洞里的战士们以为打来的炮弹伤到了我，赶忙跑过来关切地大喊：“教导员，教导员……”我赶紧摇了摇头，用手扒拉掉头上的杂物，吐了几口呛进嘴里的土尘，慢慢抬起头来。这时，一位小战士从洞口上方、离我的头部大约10公分的地方，扒拉下一块炸落后拧成麻花状的炮弹皮，一摸还烫手。我心想：这次更悬，要是哪个弹片打到我头部，我肯定得脑袋开花了。图二就是我观察敌情的照片，当时因为天气高温潮湿，身上只穿着背心短裤。

悬崖峭壁上险遇车祸

　　1985年8月14日夜11时40分左右，在干田389阵地执行平射任务的二连一排遭敌炮击，伤亡惨重。当时，该阵地的两个报话员身受重伤，我们无论如何联系不上。最后是友军向师指挥所报告，我们才有了通知。
　　获知消息后，我当即命令营卫生所的医生、卫生员与炮技师、炮工等有关人员，抓紧集合做好前去干田389阵地抢救、抢修的准备。下完命令，我便和两位警卫人员先行一步，乘坐越野吉普车前往阵地。当时，天上下着大雨，敌我双方正在激烈交火，不时有炮弹落在前进的道路附近。虽然是在夜间，走得是崎岖的山路，但为了防炮，也只能严格按照战场的规定，夜间所有车辆只能开防雾灯，不能开大灯。否则，将暴露目标，招致炮击。
　　我们走的山路是为了作战需要，刚刚由北京军区的工兵团简单开凿出来的，坑洼不平，狗头大的石块遍地都是，并且这是一条盘山的单行道，宽度在3米到3.5米的样子，悬崖下面就是无底深渊。因此，道路两头均设有调整哨，各有两个战士在值勤。道路这头放行车辆时，就赶紧打电话告诉另一头的调整哨，让那边不要放行车辆。可是，就是这样巧合，在快到一个拐弯处、大约相距10米左右的地方，一辆车头插着红十字白旗的“解放”牌大车由上而下呼啸着冲向我们。试想，从高处冲下来的大车与慢爬的小车相撞，我们肯定会被撞下山崖去。电光火石间，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光荣”了，我郑重地整了整帽徽上的红五星，做好了准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两个司机都及时踩下了急刹车，两车在刚要接触的瞬间一下子刹住了。由于刹车过猛，加上对面的大车稍微一碰，我乘坐的吉普车原地蹦了起来。我和司机小陈坐在前面没有戴钢盔，脑袋几次撞在车的顶棚上，两眼直冒金星。待车停下，我只觉得晕晕乎乎，怎么也说不出话来。过了几秒钟，我抬起头来，看见对面的解放车前面悬挂着红十字白旗，便意识到汽车里面的是从阵地上抢救下来的伤员。我当即一摆手势，命令小陈快速往后倒车，让解放车先走。图三是当时我坐在吉普车里的情景，是完成任务后照的。
□尹继明口述崔珠峰马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