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星衍画像

孙星衍扇面书法。

　　清代著名的文化学者、山东督粮道佥事孙星衍曾在德州做过官，而且在德州的文化事业发展上颇有建树。他也在此完成了著名的《平津馆丛书》，为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杰出贡献。
　　孙星衍 （1753-1818），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字渊和，号伯渊，江苏常州人。少年时与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以文学见长，袁枚称他为 “天下奇才”。他于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皆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 （178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乾隆六十年 （1795）授山东兖沂曹济道，嘉庆元年 （1796）补山东督粮道；嘉庆十二年 （1807）升任山东布政使。
　　孙星衍性嗜聚书，听到别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对于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阮元曾聘他为 “诂精经舍”教习及主讲钟山书院。
　　孙星衍担任山东督粮道佥事的12年间，时值43岁到55岁，正是其精力最旺盛之年。可以说，孙星衍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德州这座城市。

政绩突出入名宦祠

　　动用驻军疏通四女寺减河。德州是重要的运河城市，大运河曾带给德州机遇和财富，但也给两岸人民带来多次水患灾害。
　　运河的枯水季节，为了保证水源供应，统治者不准两岸百姓取用水源。但到了雨季，上游来的洪水就会冲出运河堤坝，淹没附近的村庄和农田。卫运河 （即漳、卫河于徐万仓汇流后至四女寺一段的河道）两岸地域属于黄河淤积平原，松软的土壤易于洪水裹挟，所以德州一带河道十分易于淤塞。明清两代都在运河的治理上花费了很大的人、财、物力，春冬挖浅，夏秋防洪，这才保证了明清政府的漕运畅通。
　　孙星衍作为山东的督粮道佥事，当然对运河漕运的畅通非常关心。据民国 《德县志》记载，嘉庆十年 （1805），值卫河上游经临清闸口夏秋之际水涨高于闸内之水，闸口被迫关闭，时粮艘阻滞。孙星衍知道恩县四女寺旧有支河入老黄河故道，经乐陵至海丰入海，年久淤塞，即上书要求疏浚四女寺减水河，以泄卫河之水。在疏浚四女寺减水河时，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孙星衍没有动用两岸的民夫，而是通过协调和运筹，动用了驻守德州的满营军队，博得百姓的好评。德州百姓为铭记孙星衍的功绩，奏请朝廷批准，将其崇祀德州名宦祠。民国 《德县志》也在 《宦绩志》里面为孙星衍立传，希图世代德州人都不忘其对家乡做出的贡献。
　　疏请为驻军发放道仓剩米。清代德州的驻军主要是满洲驻防兵，平时负责德州一带的安全，遇有战事也会调往前线作战。当初，德州满洲驻防兵为500人，到了嘉庆年间，满洲军人已增至2700余人。虽然人数增多了，但他们的粮食供应指标并未增加，仍是岁支道仓米7800石，其中有折色3000石，即每石支银1两。当初之所以有折色的制定，是为了让士兵个人有点零用钱。那时粮食价格低，一两银子可买1石多甚至2石粮食，士兵乐于领银。但随着清政权的日益巩固和国家基本建设摊子的铺大，政府的货币发行量越来越大，现在的1两白银却连1石粮食都买不到，士兵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所以士兵都愿意废除折色米，按当初所定折色米的数量来领取粮食。
　　由于士兵们供应的粮食一直是在山东督粮道仓内支取，此事引起了山东督粮道佥事孙星衍的注意。他算了一笔账，每年要将剩余粮食运交通州仓，需要花运费2000余两白银，如果给官兵废除折色，即就地将3000石粮食让驻军领走，国家就会节约很大一笔运费。驻防的满州军人也会因改领粮食而得到不小的实惠，等于变相提高了他们的待遇。这是一笔利国利军的大好事，遂将奏折呈了上去。
　　不久，就得到了皇帝的批复，认为此议甚好并照准实施，驻德州的满族军人欢呼雀跃。民国 《德县志》和光绪 《德州乡土志》称孙星衍： “仁民爱士，怀德畏威。名臣硕儒，端此风度”。

发现和保护高贞碑

　　高贞碑，与高庆碑、高湛墓志合称 “德州三高碑”。此碑于嘉庆二年 （1797），有人在德州城北第三屯的河道内洗澡时所发现，众人用绳索将其拉于岸上，再后就无人问津。
　　嘉庆十一年 （1806），孙星衍得到消息后，知道此地原是高氏墓地，此碑肯定价值不菲，便立刻叫上德州知州原逊志和督粮道库大使沈志水，赶到第三屯，后将碑移至州学棂星门内。孙星衍得到这块石刻非常高兴，当即写下韵文一篇，刻于碑阴： “碑浮卫水兮，移之学宫。墓崩弛兮其人传。惟贵戚之尚德兮，曷借勋名之灿然。我无建树于兹土兮，独好古以穷年。愧岘首之羊公兮，庶后人之宁想乎碑前”。他还写了一段跋语： “嘉庆丙寅 （1806）岁，王孝廉保训告我，德州卫河第三屯出高贞碑。与知州原逊志、库大使沈志水移置学宫”。署名 “赐进士及第山东督粮道阳湖孙星衍撰书刊记”。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德州志略》载有封大受 《题孙渊如观察得碑图》七绝诗6首，宋芝山绘 “得碑图”一幅。
　　又过了4年，身为山东布政使的孙星衍，于嘉庆十五年 （1810）正月十五日，又回到德州，将秦朝李斯写的泰山刻石铭文篆书残字29字，刻于高贞碑的碑阴。篆书下面的跋语是： “篆泰山刻石，以乾隆五年毁于火，传书漫漶。余藏有旧拓本，尚可寻求笔意。严君可均通篆法，因嘱双钩上石，勒德州学高贞碑之阴，以永其传。嘉庆庚午上元日兰陵孙星衍记”。
　　在北朝碑刻中，高贞碑是最著名的石刻之一。碑高222厘米，宽98厘米，厚18.5厘米。碑额篆书阳文方笔 “龙骧将军营州刺史高懿侯碑” 12字。碑文计24行，每行46字，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 （523）立石，记载了高贞一生中的功德。此碑是北朝碑刻中方笔楷书的代表作品，点画清峻劲健，结字稳健俊整，字形微扁，底盘稍大，显得庄重稳健，在风格上已十分接近唐人楷法。北朝刻碑之所以为世人重视，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碑刻虽大多出于无名氏之手，但在隶楷错变的过程中，在楷法尚未完全成熟的蜕变时期，争奇斗艳，呈现出各种风貌。新中国建立后，该碑藏于德州市图书馆， 1981年调省文化厅，现藏于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

修建和经营平津馆

　　孙星衍担任山东督粮道时的治所，在汉代曾是汉丞相公孙弘所封平津故址，因同是孙姓的原因，孙星衍便以 “平津馆”来名其书斋。闻名于世的 《平津馆丛书》、《平津馆文稿》、 《平津馆金石萃编》等书，都是在 “平津馆”内完成的。
　　留有 《平津馆记》石刻。平津馆位于德州官家园林澄碧园的后院内的 “荷花池”（化龙池）北岸，过去叫做 “澄碧堂”，有正房5间和东西厢房各3间，孙星衍赴任后将其改为 “平津馆”。
　　“平津馆记”一文，辑录在 《平津馆文稿》中。它是嘉庆十一年 （1806）五月孙星衍撰文，幕客钱泳书写的一块记铭碑。从珍藏的 《平津馆记》拓片来看，此石碑高0.94米，宽0.62米。题额为阴刻篆书“平津馆记”，旁小字为 “庚午岁重九日五松居士 （孙星衍）补题”。碑文有隶书12行， 186字，字体端庄淳古。篆书题额秀丽流畅。碑记文曰： “鬲津至平原曰平津。经汉高城入海，公孙丞相以此封焉。予参藩山左，驻节安德，地为平原故郡。当燕齐孔道，通人过访无虚日，非有翘材之馆也。官贫兼负帮项，布被脱粟，非以为诈也。位业去古人远甚，谢策甲科，偶相似，又不足述也。所以名吾馆者，以识风土古迹，后之士大夫为国树人，或有慕夫开阖之风也。铭曰：九河故道，鬲曰平津。有怀公孙，约己树人。臣门如水，常满车轶。清风在堂，金石声出。舍此传舍，名之强名。随会可作，相如复生。”
　　平津馆起名还有另外一层涵义。史书记载， “平津馆”亦作 “平津邸”、 “平津阁”，汉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候，起客馆，开东阁，招请士人。后因以 “平津馆”等称高级官僚延纳宾客的处所。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吴明彻墓志铭》内有 “归平津之馆，时闻枥马之嘶，舍广城之传，裁见诸侯之客”之句。南朝·齐陆厥 《奉答内兄希叔》诗 “出入平津邸，一见孟尝尊”。唐韩翊 《送李侍御赴徐州行营》诗 “远属平津阁，前驱博望侯”。清郑燮 《李锴》诗 “西风吹冷平津阁，何处重寻孔雀屏”。由此可见， “平津馆”久负盛名，以其命名也是对来往客人的尊重。
　　汇编平津馆系列丛书。 《平津馆丛书》是清代中期孙星衍编辑的一部以精校著称的综合性丛书。因平津馆为孙星衍的藏书之处，所以以此命名 《平津馆丛书》。
　　该丛书收入古籍43种254卷，汇辑周秦以来的古籍，收集范围较为繁博。内容除收录孙星衍自著的 《尚书今古文注疏》、《芳茂山人诗录》 9卷外，主要涉及了兵书类、政书类、医学类等各类著作。
　　该丛书在版本方面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所刻诸子杂史，底本均经过慎重的选择、鉴别。孙星衍是著名藏书家，所藏书籍多是宋元善本及秘府未收之书，这就为刊刻《平津馆丛书》提供了可靠的版本。二是所刻各书均经过精心校勘。该丛书中的大部分书籍都经过孙星衍亲自校勘，还有许多著名学者、校勘学家也参加了该书的校勘。如 《周书六韬》为孙志祖校， 《黄帝五书》为洪颐煊、顾广圻校等。据说，浙江临海人洪颐煊为此做出的贡献最为突出。
　　洪颐煊是嘉庆六年 （1801）拔贡生，官广东新兴知县。从小才学过人，浙江学使阮元曾亲书 “鄂不馆”的匾额赠给他，后又调洪颐煊和弟弟洪震煊到杭州诂经精舍学习。在杭州学习时，洪颐煊帮助阮元校编著名的 《经籍纂诂》，并负责分纂《释名》、 《小尔雅》编韵，经学功底日见深厚。认识他们的人都称洪颐煊兄弟 “大洪渊博、小洪精锐”。
　　嘉庆五年 （1800），山东督粮道孙星衍在西湖见到洪氏兄弟，十分欣赏他们的才学。次年，洪颐煊便受邀来到德州入住平津馆。期间，他为孙星衍撰编了 《孙氏书目》，又撰写了 《平津馆读碑记》 12卷，得到著名金石学家翁方纲的高度肯定。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 《平津馆丛书》的评价是： “周秦诸子，凡有疑似之处，有此校录，均可应刃而解。”
□孙鸿璋 张明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