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吉收
　　二哥是当过兵的人。我在同胞五兄弟中最小，二哥大我15岁，1969年，在我只有6岁时，他从省内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当兵去边疆，在部队一干就是16年，直到1985年，才从部队转业到德州市一棉麻单位工作。
　　那时，他在空军部队服役，每次寄回家的信，都是四个边沿红蓝条纹相间的航空信封，所以，娘常自豪地对我说，你二哥是开飞机的。于是，只要一看见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娘就兴奋地对我说，你二哥在上面呢。于是，我和侄儿们就仰望着空中渐渐远去的飞机，情不自禁地哼起那首广为流传的童谣：“飞机飞机你下来，我上去，我跟美国鬼子干仗去。”
　　至于二哥当年在部队具体干啥，只听他说过是做后勤工作，别的就一概不知了。在部队的16年里，二哥回家探亲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平时，家里人和他的联系只能依靠书信。1976年，父亲去世后，家里立即给他发了加急电报。几天后，家里没见到他人回来，却收到了一封加急航空信件。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厚厚一打折叠整齐的冥纸。可以想象，当他得知父亲病故而不能回家奔丧时，内心是多么痛苦而又无奈呀。父亲去世几年后，二哥回家把母亲接到了部队，并让母亲在那里度过了春节。也许，他是想借此弥补因父亲病故所带来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吧。
　　在那计划经济年代，由于我们家人多，吃饭是问题，手工缝制衣物也让母亲和嫂子们很头疼。二哥为了照顾一大家子人的生计，不光省吃俭用往家里寄钱，还在边疆想法子购买了一台缝纫机，通过火车托运回来。自从家里有了这台缝纫机，一家人缝制衣物再也不愁了。
　　转业到德州后，离家乡近了，二哥回家乡的次数也就多了。母亲在世时，逢年过节，或遇晚辈定亲、完婚都要回老家来。
　　二哥待人淳朴。每次回到家乡，一言 一行总是让人感觉那么亲近。见到父老乡亲，总是主动走过去，亲热得不得了。若遇到老人，就拉着对方的手，嘘寒问暖，问长问短。为此，邻里街坊的长辈见了他，总是叫着他的乳名说：“你在南方待了这么多年，咋口音一点也没变呀！”
　　二哥工作起来就是拼命三郎。转业到德州工作后，他始终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为这二嫂在我面前没少埋怨他：你二哥天天在单位忙得团团转，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家务活一点也指望不上他。
　　汗水从来没有白流的。凭借自己的努力，他后来挑起了单位重担——担任了经理。在那棉麻经济十分红火的年月，一直有亲戚朋友上门找他“办事”，由于他原则性强，都婉转回绝。一位表哥曾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你二哥一点事儿也办不了。都啥年代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去年7月底，二哥不幸因病去世，享年75岁。整理他的遗物时，这才看到他在部队获得的荣誉，如“学雷锋先进个人”立功受奖证书，以及二等功和三等功的奖状。他的《转业军人证明书》职务一栏里填写着副营长。我这才知道，我的二哥在部队里也是位优秀的军人。二哥在部队曾参加了边疆保卫战，并获得金质奖章一枚，还附带有两件都写有“中央慰问团”字样的慰问品：一件是白瓷茶缸，看上去仍白亮如新；另一件是白色毛巾。不知为啥，像参战这样的大事，他却一直守口如瓶，从未向家人提及过。
　　在国与家之间，他选择笃志报国；在公与私之间，他秉持一心为公。这就是我的二哥。
　　二哥，我永远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