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爱唠叨，这是多年以来她给我的印象，而大哥急性子，脾气倔，最不能容忍，于是娘儿俩拌嘴成了家常便饭。我当初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有那么多话，一天到晚不停地说，对此我也有抵触情绪，但远没有大哥表现得激烈；后来我想，母亲的唠叨大概源于她的孤独——父亲去世得早，她有话没处说，有苦无处诉，有难无人解，只得强迫孩子们听。而我们有声或无声的抵触，一定会刺痛了她，她说得越多，我们越犟嘴，对她的刺激也越深，母亲的尊严，在我们这里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而且被一扫而尽。
　　都说子女是母亲的安慰和骄傲，而我们却是母亲的冤家对头！让母亲时常处于尴尬之境。
　　平时，对别人的话，我们即使觉着不对，也很少马上反驳，一般以沉默或支支吾吾作答，这样做就是出于礼貌，给人家面子；但一到家里就不行了，认为母亲说得不对或反复重复的，就表现出不耐烦或直接回击。那时，我们不是不考虑这样做会伤害母亲的自尊，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激怒使母亲能够少唠叨，少“逞能”，少管“闲事”。结果呢，我们的忤逆并没有使母亲少说，只是双方的舌战愈加频繁，时常搞得乱糟糟的。大哥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说话跟拍电报一样俭省，但母亲一唠叨，他反击的话就立即冲出来了，一串一串的，一句比一句艮，好像早就在心里憋了一大堆了。不过吵过之后，转眼就忘掉了，该吃饭的吃饭，该干活的干活。大哥就是这样的无心人。
　　后来，我师范毕业成了“教育人”的人，怕与母亲吵了让外人笑话，回到学校没法面对学生，所以能忍则忍，稍微顾及了母亲的面子，但对母亲的做派，也一样的不能禀服。
　　就在这样的纷扰中，我们逐渐由少年青年而中年，母亲也渐渐老了。我工作的单位由乡村到乡镇而至小城，回家的机会越来越少，与母亲见面的时间自然就更少，母亲无休止的唠叨已很少听见了，见了面，母亲说得更多的是村里的事情，谁家有了喜事，谁家又老去了一个人，谁又进了城买了车买了楼，谁又当了村官，谁家的孩子结婚又离婚，谁又卷钱跑了，等等，她娓娓道来，似乎村里的杂事新事蹊跷事一件也不遗漏。此时的我，已经有了更多的耐性来倾听，我自知对乡村的隔膜越来越深，如果没有母亲的诉说，我作为一个在乡村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将失去乡村的音讯，这块我最熟悉的地方将成为我陌生的异地。母亲的唠叨，无疑是我了解乡村的好声音。
　　母亲说得最多的是，北街谁家的孩子很懂事，见了面老远的就叫“奶奶”，东头某某谁，年初一爷儿俩早早来拜年，西头的一个街坊，七十多了，多咱见了还是“嫂子”“嫂子”地叫……这些话我已经听了多遍，但母亲却不厌其烦，而且满脸的喜悦和自足，眼里闪耀着熠熠的光采。我知道这是母亲最在乎的事情——见面打招呼这本是常事，也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礼节，但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乡村老太太，一个一辈子没有拔掉穷根的人，一个没有任何权势及财富背景的人，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即便是礼节性的招呼，也已经是难得的优遇了。她这样说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到，更多的人对她是不打招呼的，她经过的地方或经过她的人，更多的是视而不见的冷寂与漠视，她的存在似乎与这个世界无关。对于一个没有用处的人，对于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打一声招呼都显得多余！
　　老人更注重别人的礼节，但世人往往是做不到的，人们只尊重那些“该尊重”的人，那些有权柄的人，有头衔的人，有光环的人，有钱的人，或者敢于玩狠使坏的恶人，忽视了更多的平常人，更多的本分老实人。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知堂老人用以自况的那个短语——“寿则多辱”——这大概是老人所面临的普遍境遇，世态炎凉人性冷暖，皆在其间也！
　　这使我不得不为母亲感到难过——早年因为唠叨，在家里得不到子女的尊重，及至晚年，在外面又得不到他人的礼遇，综观其一生，哪里有什么尊严可言！这使我深感愧疚，别人我们左右不了，更无法强求，而我们做子女的，至少应给予母亲起码的尊重，维护她的尊严，使她活得体面一点，顺心一点，自信一点，而这起码的一点点，我们却很少给予她，而且我们再也不能给她了——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将近四年了。现在，再高的礼遇，对她都没有用了！我们即使赎罪，也永远没有了机会。
　　现在，我终于知道，母亲是带着子女和世人的无数次伤害走的——但愿她的晚年和这个世界已经和解了；我进而也知道，她为什么常常感到无名的恐惧，晚年胆囊患了重症；我还知道，她为什么皈依了耶稣教，为什么她大字不识一个却常常低吟耶稣歌，如泣如诉——她的内心是何等凄冷孤独迷乱灰暗委屈而又无奈啊！
□魏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