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时年仅71岁，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虽然我已近天命之年，但对母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每逢清明、中秋、春节、母亲的忌日，母亲的身影更是经常在脑海里浮现。
　　母亲老家在刘桥孟店村，因家境贫穷，从小就被送给邻村（禹城市莒镇镇赵唐村），18岁就在当地卫生院参加了工作。文革期间，父亲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当了“赤脚医生”，我们就在村里租房子住。为了有一个好的家庭成分，我们姊妹三人都随了母姓，生产队分给我父亲一分自留地，我们上学之余，除了拔草拾柴就是忙自留地的庄稼。收入虽然极少，但我们省吃俭用，在村里盖起了5间土房。
　　生活的变故还得从我大哥说起。 1976年，大哥初中毕业，家里日子紧，只好进厂当工人。起初工作各方面都不错，有人介绍该厂车间主任的女儿给大哥，大哥另有情衷，不愿意。母亲就经常批评开导他。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厂里几位领导把大哥送回家来，说大哥精神出了问题，母亲就急忙送他到聊城精神病院检查，确珍为精神分裂症。大哥得病后，兴奋、狂躁、胡言乱语、到处跑，家里实在管不了时，就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德州、聊城、济南以及上海精神病总院，断断续续住了6年多，偏方、验方、信神拜佛，一切的方法都用上了，母亲真是操碎了心，跑断了腿。 81年大哥在上海住院时，母亲很高兴，认为这是最好的医院，准能治好，结果还是因为住院费没交足，被送了回来。三十多年来，大哥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大哥病情稍微稳定后，母亲就托人给大哥介绍了对象，又给大哥操办婚事，母亲45岁就提前退休，让嫂子接班参加工作，终因大哥的病情未好，离了婚。78年后，父亲“平反”落实了政策安排了工作，虽然家境略有好转，但大哥的病，像是无底洞。母亲常对人说：“再穷再苦再累，也要治疗孩子的病。 ”
　　后来，大哥的病更加厉害，小便失禁。有时候吃着饭，就小便，母亲就赶紧拖地，给他换洗衣服。每天吃饭时，母亲总是按时叫他，有时候大哥睡觉不吃饭，母亲总是给他留好，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给他温，几乎天天如此。 89年，家里请了一个大夫，给大哥治疗了一个冬天，小便失禁等治好了，但生活仍是不能自理。
　　母亲退休后，又到一家公司工作，一直等到我和我姐姐各自成家立业有了工作，才停工回家全心照顾哥哥。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哥哥的病情日渐稳定好转，本该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可谁知2007年母亲的身体突然瘦了下来，开始检查时没有发现任何症状，后来突然肚子痛，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后转到省立医院，检查结论是胃肠癌晚期。母亲在医院工作了大半辈子，对于病情很是敏感，我们无法隐瞒，按照省立医院的治疗方案，必须尽快手术。母亲得病，我们都心急如焚。我请了长假，决心陪伴母亲，战胜疾病。我让一位亲戚在家照顾父亲和大哥。
　　突然有一天，家里来电话说大哥去济南看妈了，我大吃一惊，心想大哥根本来不了济南，更不知母亲在什么医院。于是我安排人，到车站找，看是否真的来了济南，经汽车站人员相貌体征证实，确是有这么一个人，于是我组织济南的亲戚朋友，围绕着汽车站以及济南的大医院找了一遍又一遍，一直找到第二天晚上。夜里10点左右，表姐突然打来电话，说大哥找着了。从大哥的只言片语中，我们知道，大哥坐公共汽车来到了济南，但是不知道去哪个医院，出租三轮车便把大哥送到了第五医院。大哥没有找到母亲，就在医院等，一等就是一天一宿。天亮后，我们把大哥送到母亲的病房，母亲吃了一惊，当我们详细说明情况后，母亲流泪了，说了句：“这傻儿没白养” 。一句话说得我们泪如雨下。大哥见到母亲后，非常兴奋，傻乎乎的说：“妈，你就在医院住着吧，医院好，在家你光干活。 ”说完，就大哭起来。
　　母亲出院后，不到一年时间，病情恶化。有一天，母亲告诉我说：“这次可能不行了，就住在县医院吧，别失落在家里。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一家人轮流守候，大哥好像也有预感，病也好了很多，每天去医院陪着母亲，不时动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母亲也总是紧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忍松开。去世的前几天，母亲靠打杜冷丁止疼。有一天晚上，她说：“让护士早一点打上吧，省的很晚了再麻烦人。 ”然而，第二天上午，母亲却永远的离开我们。
　　现在，每逢回家，大哥常自言自语的说：“咱妈不管我啦，咱妈死了，我想咱妈。 ”父亲说：“你大哥有时候还念叨去医院找妈，人这一辈子啊，感情啊，始终不断。这傻儿真是没白疼啊！ ”
齐河金马首公司 郭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