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上书提出耕战强兵等建议，均未被采纳。为了讽谏汉武帝，他写了一篇《非有先生论》，文中虚构了两个形象：非有先生和吴王。东方朔在这里借非有先生的嘴，说出自己的看法。“谈何容易”本指臣下向君主进言不易，今谓事情做起来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简单、容易。《非有先生论》也是一篇优秀的散文赋，借非有先生之口，以耸人听闻的笔力，表达了东方朔的政治理想和施政方略。文章写非有先生在吴王手下做官，“默然无言者三年”引起吴王的不满和责备。非有先生认为自己的话忠言逆耳，只有明王圣主才有可能采纳，以此迂回教导吴王，一位明王圣主必须有虚心纳谏的气度，才可能得到臣下的直言进谏。接着以古代关龙逄、比干直言进谏而遭杀身流放，遇邪主乱世伯夷、叔齐退隐，国王君主最终身死国灭的严重后果，令吴王愀然动容，危坐而听。
　　这时非有先生才正面谈论治国安邦的主张，他强调君贤臣良君臣遇合的难得，举商代伊尹、西周吕望为例。伊尹之于商汤，吕望之于周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他们“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褒有德，禄贤能”，帝业由是而昌。“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于是，伊尹、吕望“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与太公、伊尹相比，关龙逄、比干的下场，不是太悲哀了吗！在非有先生的谏词中，四次用到“谈何容易！ ”强调帝王能够虚心纳谏的难得。说得“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
　　听取了非有先生的建议，吴王发愤图强，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亲节俭，减后宫之费，损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罚。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社会安定，囹圄空虚，远方异俗响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文章以吴国之例，阐述治乱之道，存亡之端，把东方朔清明政治的理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全文纵横捭阖、气充辞沛。在艺术风格上与《答客难》明显有别，不以嬉笑怒骂的尖利讽刺见长，而更加表现出深味仕途艰难的感慨。此赋写于武帝晚年已经国事日非，皇皇大汉无可挽回地由极盛渐入衰微之时，所以倍显沉重而耐人寻味。故而，班固称赞：“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