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金星
　　编文学副刊，常年读来稿，不时生出欣喜又惋惜的心情。
　　欣喜者，邮箱中的来稿成千上万，看看落款，往往天南海北各处都有，可见心慕文学的人还在，还多。
　　惋惜者，总有太多文章，因同一种不足，被拦在“门槛”前。有一种普遍情况：文章因情感真挚而入编辑眼，又因情感泛滥而不得不止于眼。最典型的，当属写父母亲情。许多经过困苦岁月的作者，在生活渐渐安逸的当下，回忆起困苦岁月中的父母之爱，最容易动情，也容易被情绪控制。文章从岁月里打捞起无数的枝枝蔓蔓，这一处，想写几笔，那一处，也舍不得。常从岁月的起头处，顺流直下洋洋洒洒，写到无事可写。
　　揣摩这些文章，感到作者有两个误区。一是误解了文章的情感与谋划之间的关系。似乎谋划篇章就是刻意，就是不自然，就等而下之。文章重情感、讲自然生长，能由情感自然推动，做到情之所至、笔之所至，当然最好，但这样的境界，实在过于理想，对写作者的要求，比“刻意”谋划篇章要高得多。对大部分写作者来说，笃意谋划篇章结构，找到那条最想写的线索，可能更实际、更重要。围着线索清理自己的情感。那些和自己想写的线索关系不大的枝叶，即使感人，也要有足够的定力舍去。唯有如此，才不致使自己真正想表达出来的情感被遮挡、淹没。情感太充沛的时刻，写作者恰恰要有种节制的自我意识，能舍当舍，才算真正不浪费充沛的情感。
　　另一个误区，或许在于对作品“意义”的认识。很多作者写作的原动力是自我抒发。把自我的感知、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在这些作者心中，这就是作品的完成形态了。其实，作品毕竟和日记不同。它要发表、要在读者那里经历“接受”的过程，才真正完成。上个世纪，文学研究者已经提出文学接受理论。尽管它多数时候被当成文学研究的专门知识，但对写作者来说，从“接受”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作品，也有益甚至必要。事无巨细、不作取舍的情感宣泄是否能得到读者的共鸣，不加细致考量的篇章结构会不会造成读者的接受障碍，极为个人的情感怎么与更大的读者群体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应该成为写作思考的一部分。毕竟，发到报刊邮箱里的那些文章，总是为了给读者看的。这就不能不比写日记多一层意义的考量。
　　文学之道，有情远比无情美，有意远比空洞妙。 《人民日报》（ 2017年12月11日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