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山
　　去神头镇的东方朔故地旅游，在东方朔墓和七十二汉墓群前近距离感受汉代历史文化的沧桑，是旅游爱好者和历史文化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一件兴事。
　　一代滑稽大师东方朔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也常在汉武帝面前扮演疯癫痴狂角色。他以近侍身份与汉武帝君臣相伴多年，虽几度浮沉，但汉武帝始终不予舍弃。
　　作为堂堂一国之君，为什么非要把这种放浪形骸、不受约束的人留在身边呢？这个问题要拿到汉初的社会大环境中去思考。
　　早在秦初，为达到巩固统一之目的，丞相李斯上书始皇帝，以“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史记·李斯列传》）为由，结合韩非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蠧》）之观点，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为了达到“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一个历史，一个思想”。这种极端残暴促使秦朝迅速灭亡。
　　公元前202年（汉高帝5年）“楚汉战争”结束，中国在秦王朝后又复归统一于一个新的封建政权——汉。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阶段。统治者虽然不赞成前朝的极端政治，可他们也感到，如果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就要统一天下人的思想。这种统一，再沿用秦朝的法家观点是不可行的。汉武帝即位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要求和可能就提到日程上来。为此，他采纳了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主张，正式宣布儒学为国家官方学说。董仲舒所提的“大一统”，就是孔子作《春秋》时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定的纲领之一。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列传》）。他要求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武帝就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来实现他儒家思想的治国抱负。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采取宽舒自如政策，那些因焚书坑儒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世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儒学阵营，陡然大具。
　　儒家主张治理百姓应“以礼以德，不应以法以刑”。这与法家“以刑治民”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然而，在汉初朝内大臣中，秦王朝的暴政遗风尚存，如汉武帝所倚重的大臣孙扬、公孙弘等既知儒术又熟谙刑法，这些人更多地倾向于法家思想。齐相主父偃是和董仲舒一起提出“大一统”政治主张的人，很受汉武帝赏识重用。在被赵王刘彭祖告以受贿、谋害齐王之罪下狱后，武帝本不想诛杀主父偃，是在公孙弘的力谏下，遭灭全族。
　　怎样平衡这两种观念，实现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用儒家的思想融合大臣们的思想，对汉武帝来说变得尤为重要。
　　东方朔是在董仲舒提出的“举贤良对策”后，用三千片竹简上书自荐汉武帝。从公车令到太中大夫，加官给事中，掌管论议（相当现在掌管舆论的宣传部）。在当时那样的大背景下，东方朔的职位是非常重要的。
　　史书记载：东方朔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十九学孙吴兵法，到二十二岁自荐进宫时，已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最后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作为“养士”留在身边。这里面除了他的天资聪颖外，与他的出生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东方朔出生在平原厌次（今陵城区神头镇），往南二百三十公里的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往西三十公里的广川（今德州市区、河北景县一带）是董仲舒故乡，这种儒家思想文化从小就在他的内心根深蒂固。从自荐到官至太中大夫，这其中有没有董仲舒对这位老乡的举荐提携，我们无从考证。如果说董仲舒的“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皇权巩固提供了理论基础的话，东方朔就是这一思想理论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
　　东方朔不畏权贵，直言进谏。特别是在他所著的《非有先生论》中，左证旁引，尽显其政治理想和施政方略。他协助汉武帝整治朝纲，逐官陶公主之幸爱董偃。这些足以说明他的忠君报国思想和深厚的儒家思想基础。但他在《陈农战强国之策》奏书中，大量引用商鞅、韩非的法家言论，却又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
　　精明的汉武帝深谙用人之道，东方朔既有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又对其他各家各派理论稔熟，且滑稽多智能言善辨。因此汉武帝每次都似乎在鼓励他进谏，不管接受不接受，其态度总是处在介意与不介意之间。符合其统治思想的就被采纳，不符合的或被大臣们强烈抵触、暂时不能实行的就冠以痴人疯话。东方朔巧妙避世的滑稽笑话中，暗藏原则性反对意见。用他去践行统治者意志，使儒家“大一统”思想得以贯彻执行，又不会在持反对意见的大臣当中引起较大抵触。东方朔的存在，对朝中各派思想的统一及权力制衡起到了一定影响。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渐变式手法，被历史证明是很有成效的。
　　这也正是汉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予重用的真正原因。也是东方朔在他的《答客难》中发出的“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的慨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