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纪家楼村在乐陵市与宁津县交界处，东距乐陵36华里，西距宁津45华里， 1945年9月前归属宁津县，之后至今归属乐陵市 （原为县） 。从小听老人们说，村里的纪姓人家从北京纪家胡同搬迁而来，纪姓人家日子殷实，出过大官，大官在村里建起一座楼，因而叫纪家楼了。纪家楼的东侧有朱家庄与之相连如同一村，朱家都是平常人家，久而久之，二村合一叫了纪家楼。
　　我的家乡流传着许多故事。村子偏西头有一座朱姓家庙，解放后做了学校， “文革”结束后扒掉做了民房。乡亲们说，家庙里有团火球，时常在屋子里、院子里窜来窜去。但是，我们在家庙里念书时从来没有看见过。村西南有朱家坟，坟地里有只成精的小白兔，温顺和善不伤人，所以，朱家坟地不凶。村西北有纪家坟，凶。坟地里有个吊死鬼，生前是个没出嫁的大姑娘，经常半夜三更穿一身白衣裳现身，因为屈死，出来坐在树梢上哭喊，哭累了拔下自己的脑袋来梳头，伸出的舌头有二三尺长。坟地前是一条从宁津县通往乐陵县的官道，后来，吊死鬼半夜里跟上一辆拉豆秸的车走了。从此纪家坟地也不凶了，但留下了凶的传说。村北三节地里有仙家，每到八月十五、过年的时候，仙家们出来放灯，仙灯一溜一溜的满地游荡。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地里一马平川，无遮无挡，地里一片仙灯。胆大的乡民去提仙灯，人走灯行，任你跑多快也追不上它。村东地里有只狐狸精，通身白毛，夜里跑动起来一溜火。看看，我的家乡角角落落里都有故事。这些故事融入进我幼小的心灵里，曾经给我带来许多恐惧与诱惑。
　　我的家乡三面环河，村西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跃丰河，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挖的。村南有一条跃马河 （原叫宁乐庆干沟），转弯从村东穿过，跃马河在我家乡一段与历史上的钩盘河重合，是“文革”期间开挖的。它们在日后的排涝抗旱中起了大作用，至今依然。我村处在两河交叉的臂弯里，被两条河流滋养着，呵护着。从春天到秋天，两条河的堤岸上树木苍郁，杂草丛生，各自形成两条绿堤，一河清流，三条并列的绿绸带。小时候，放了学，我们一般大的孩子们到河堤上去放羊，去拔草，去摸知了猴 （蝉）。盛夏里躲开老师的监视，去河里洗澡、摸鱼。水中的小鱼儿冲撞、啃咬着身子上的某个部位，痒痒的不行。
　　从小，我就觉得我的家乡可好了。觉得离着乐陵县城近了不好——离宁津远了，离着宁津县城近了不好——离乐陵远了，住在西面二里路远的杨盘街上也不好——一到集日乱糟糟的，哪里也不如我们纪家楼村好。长大了，懂得了乡情，理解了亲情，更加加深了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感情。
　　我的家乡人好啊！我的父亲、母亲在村里都是没有任何权势的平头百姓，但是，从小到大，家乡的大人孩子没有人欺负过我，就连村里的顽皮孩子也没有故意跟我打过架。即便我干了偷瓜摸枣的坏事儿，被看护的乡亲逮着了，他们也不声张，不把我往学校里交，而是把我拉到一边和我细说利害。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去偷瓜被逮着了，老师也不恶意训斥我，只是说了句： “你怎么也跟着他们去呢？ ”听听，那个“偷”字都舍不得用在我身上。在乡亲们、老师们眼里，我不是个皮孩子，我是个被乡亲们疼着、爱着、惯着的安祥仁义孩子。我从心里感激乡亲们的宽厚仁德，我叫他们一声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婶子、哥、嫂的时候，都是发自内心的，语调里充满了情感。
　　后来，我走出了家乡。我没权没钱，给乡亲们帮不上大忙，办不了大事。但是，当我用偏方治病需要粘谷子、红小豆的时候，朱玉明爷爷把自家的粘谷种子给了我，殿禄哥拿出了红小豆。殿孔哥和我侄子骑着摩托车，跑到七八十里路外的河北省南皮县，偷偷为我请 “神家”治病 （他们知道我不迷信，怕告诉了遭我反对），瓢泼大雨把他们淋在路上。我儿子出生的时候，乡亲们为我高兴啊！立章大娘和立升婶子挨门走了100家，每户5分钱，送给我家买布料为孩子做 “百家衣”（农村习俗说孩子穿 “百家衣”长命） 。这是一种怎样的亲情啊！说一声 “谢谢”怎能谢过这厚重的乡情！
　　所以，我深爱我的家乡。我学习写稿时，第一篇稿子写得是我的村庄里的事儿。在乐陵县广播站、 《大众日报》 （农村版）分别采用的第一篇稿子，写得是我村里乡亲的事儿。在离开家乡以后的日子里，回家帮助家里干农活时，我写乡亲们 《雨天农家分外忙》。回家养病时，我写乡亲们的 《夜话》。回家过年时，我写乡亲们 《农家新春笑声甜》。看到乡亲们纷纷走出黄土地去打工经商，我写乡亲们 《别了， “小富即安”》。看到污染严重危害着家乡，我写 《找不着了的感觉》。等等。所有这些，是因为我一直热恋着我的家乡。在我心里，哪里也不如我的家乡好。
　　选自201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一路走来——朱殿封评论散文选》
□朱殿封